请葬我于故乡:台老兵回乡受托带57坛骨灰(4)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