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哪怕是解严后的1995年，“以台湾为名义的社团在内政部登记为全国性的社团时，都被打回票，没有一个被核准”。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曰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如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许这个馆用“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容台湾文学。这引起“独派”的严重不满，将这种做法骂为：“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设台湾文学组，那就是在名称上被人做了手脚，成为‘传统文艺’之下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准成立“台湾文学系”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