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两蒋”的日子：“后人这样对前人，让人心凉。”

　　蒋介石的侍卫应舜仁，一直记得蒋介石去世那晚的雷雨。

　　“我听到楼上的第一个哭声，是夫人(宋美龄)哭的。接下来就是经国(蒋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明明月亮很大、很亮的，但雷雨却下不止，倾倒一样。”

　　几日后，蒋介石的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

　　“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惟一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某种程度上说，从蒋介石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台湾的“去蒋”就开始了，不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去蒋”，而是世道人心的“去蒋”。

　　那几天，《联合报》的记者在中正机场(现在也已经改名为“桃园机场”)采访了一个美国人对蒋介石去世的想法，美国人说：我们有过那么多“总统”，任何一个去世了，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你们只有这一个“总统”，当然伤心了，你们没有经验啊。

　　三十余年过去了，对台湾的普通人来说，“没有领袖的日子怎么办”早已不是问题，在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下，不是人民要依赖领袖，而恰是领袖要依赖人民。

　　对“两蒋”的忠诚还不至于消失殆尽。“两蒋”暂厝的桃园县大溪镇，地方依然叫“陵寝”。2007年12月23日，最后一班仪仗队卫哨交接撤哨后，曾经负责“两蒋”陵寝维安的退役中将罗文山，带领一众坚持留守，“我们黄埔子弟组成自愿军，在这里搭帐篷，我们愿意站岗排班，日夜守卫陵寝”。

　　马英九不久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将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概括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而他评价蒋经国，则是“重视经济、民生，勤政爱民”。

　　实际上，在台湾近年的几次民意调查中，蒋经国都位列“最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之首。感念蒋经国的就包括台湾云林县台西乡的民众。台西乡是蒋经国第一次下乡视察的地方，1950年台西乡爆发沙眼大流行，他要求卫生官员尽速处理，免费配药。乡民谈及往事，常常老泪纵横。

　　相比之下，无论是送灵车时民众的素服，还是台西乡民纵横的泪水，甚或没听过“两蒋”陵寝的年轻人，都要比“去蒋”“尊蒋”的政治姿态，真实得多。

　　1987年的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民进党籍“国民大会代表”高举白布条，大声抗议。喧哗中，蒋经国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代为宣读演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

　　给蒋经国推轮椅的，是马英九。他后来回忆说，离开会场时，蒋经国“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19天后，蒋经国去世。

　　“我全心全意付出为台湾，但还是得不到谅解。”蒋经国曾对身边的人说。

　　他曾试图谅解别人。1986年的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那天，情报部门负责人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权衡再三，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的话，代表了绝大部分反对“去蒋”的台湾民众的立场：“无论蒋该不该去，起码方式太粗暴了。”

　　“后人这样对前人，让人心凉。”张作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