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小山猫”

　　廖基成念彰化高中认识的一位“战友”，时任文华高中BBS站长的XDite，这次亦是一位“风云人物”，事隔近10年，此次风灾两人再度相认，都在利用网络巧妙地为台湾尽一己之力。8月8日，XDite就建构出“莫拉克台风灾情支持网”，而台湾部落格协会理事长潘建志则迅速运用Google Map发起制作“莫拉克台风灾情地图”。同时，众多网友将接受自灾区亲朋好友的信息，利用PTT、Twitter、Facebook、google map等工具发布出去。

　　而将这些救灾信息熔于一炉的是“莫拉克灾情网络中心”。

　　“一群计算机很厉害的宅男，透过网络动员出来，直接进驻各地政府的灾情应变中心，做了一个灾情网络中心，汇整灾情和资源。帮政府官员架构网络，制作灾情google map(地图)，汇整灾情和各地的物资需求，有效调动资源，甚至一度成为军方依赖的信息，还可以指挥军方怎么走替代道路。”台湾同行陈慧敏介绍道。

　　在“四四南村”向大家讲述“莫拉克灾情网络中心”幕后故事的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副执行长骆呈义。他用一段话概述了“网络中心”的价值：除了是民间救难力量的另一个展现外，最重要的是实际进入政府的防救体系，帮助政府与民众沟通，成为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桥梁，想办法挖出政府资讯，然后在官民之间传递这些信息。“我们就像被政府征用的信息小山猫”，“网络中心”等于是此次风灾网络上的应变中心。

　　平时，数位文化协会是一个松散的合作组织，除了核心的几名专职人员、以及南下驻点的派遣团队(执行政府委托的消弭数字落差计划)，其他成员散布在各行各业，不定期为了一些活动、研讨会才做任务编组，有严肃正式的“台湾政治2.0研讨会”、也有轻松热闹的“Punch Party”，以及一年一度的台湾网志青年运动会等。松散的数位文化协会却作出了快速反应。

　　庞杂的信息只有经过求证、整理，才能成为政府救灾决策和民间救援行动的有效信息。也就是说，不仅要有信息的入口(各种管道的讯息来源、汇集信息发布的平台)、更需要有信息的出口(尽速告知正确的单位，进行查证、救援与处理)。领会到“一入一出”的作用，数位文化协会台北办公室立即忙碌起来。

　　深夜，紧急召集分布在全台各地的协会理监事、顾问团、工作人员，彻夜建构“莫拉克灾情网络中心”入口网站。同时，当晚写出来的程序机器人、搜集Plurk上和风灾有关的关键词，再加上人工搜集、过滤、编辑制作的网页，汇整到这个入口网站上。8月9日，网络中心发布的信息，开始透过Plurk、replurk与retweet等网络工具渐渐扩散出去、发挥影响力。8月10日，周一，台风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上班族们将入口网站点爆。

　　信息出口问题的解决非常具有戏剧性。因为台南县长苏焕智支持数位协会的“胖卡(数字落差行动计划车)”计划，长期受到这群宅男耳濡目染，便让“胖卡团队”直接拿着笔电、3G网卡，进驻台南县灾害应变中心——台南县所有119求救电话的接收处和救灾指挥处，以及物质中心，“我们似乎成为体制外、编制内的一员”。一方面，“胖卡团队”可以第一时间将第一手真实灾情向外界发布，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网络中心收集整理的信息当面汇报给灾害应变中心。网络中心就这样成功扮演起经过筛选、精粹之后的信息出口角色，同时兼有“入出”作业功能。

　　随后在苏焕智的引荐下，经高雄县杨秋兴县长同意，“网络中心”另一个前线小组进驻高雄县应变中心。还有一个前线小组进驻屏东县灾害应变中心。做出成绩后，8月13日，获准进驻台北“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政府终于清楚认知到，让网络上的民众能够实时获得来自中央防灾中心的正确信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些联络站信息分为“应变中心”与“物资中心”两种，一方面持续传递灾情给救援单位，另一方面，则是统计与更新灾区所需的物资，避免盲目捐赠。同时，需要什么志工去哪里、做什么事，也由“物资中心”发布消息。

　　骆呈义说：“政府其实有记录所有向消防局求援的报案资料，但政府习惯性地把这个资料当成内部机密，并未向全民公开。”因此，“我们要善用资讯科技传达人民意志，政府要做的，就是资讯透明化。”他介绍说，“网络中心”初期最受网民关注的是“桥梁阻断信息”，中期查询最多的是“物质捐赠”，末期则关心“政府资讯公开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前线小组一直没能进驻台东和嘉义，因为“灾害应变中心毕竟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骆呈义说，政府和民间两个架构，有非常大的时间差，“两种组织模式在灾变发生时发生了冲突”，造成资讯的不流通与救灾效率的低落，这便需要一个“网络中心”，需要一个官民信息对接平台。事实证明，在信息爆炸的焦虑状态中，“网络中心”是一个对灾情与物资分配信息的掌握极其有效之网站。

　　更为重要的是，它开了台湾民间网络组织进驻政府防灾中心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