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