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奥的政治背景

　　事实上，萨马兰奇与中国的情谊，早在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就开始了。

　　1978年4月21日，萨马兰奇以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和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特使的身份首访中国。不过，关于这次访问，在媒体上只有他的一张登长城的照片，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方面又是由哪一级官员接待？诸如此类的实质性的内容，至今也讳莫如深。

　　萨马兰奇1978年中国之行，中国在次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萨翁为中国人所感念，多半自此开始。对于此事，也不应忘记时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基拉宁勋爵。基拉宁在197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与他的前任美国人布伦戴奇相比，他对中国一直友好。

　　美国人布伦戴奇掌握国际奥委会的领导权时，极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就是在此时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2年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即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他说：“从当主席时起，我就觉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参加奥运会是出奇的反常”，并为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付出努力。

　　1970年，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基拉宁反对布伦戴奇将台湾的徐亨塞进国际奥委会当委员。1973年初，上任不久的基拉宁就与中国体育领导人进行了初步接触。此后，他又在1974年和1976年与中国体育领导人进一步商议恢复中国在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问题。1977年10月他亲自率团来中国访问。

　　1979年3月和4月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基拉宁用向中国代表提问的方式巧妙地向与会者揭示，在国际奥委会档案中查不到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以此来说明当年台湾进入国际奥委会是布伦戴奇一手操纵。这个带有倾向性的暗示，为中国的努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同年6月下旬在波多黎各执委会和11月25日的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了确立中国奥委会作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决议草案。台湾被定名为“中国台北”，不得使用“国旗”“国歌”；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2年5月5日上午，邓小平亲切会见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在基拉宁谈到1937年他所目睹的旧中国的情况时，邓小平称赞他是一位既了解旧中国又了解新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在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第二年，在萨马兰奇接替主席后，他对中国的立场也是非常坚定的。这从他遭遇的第一个官司就可以看出。

　　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台湾委员徐亨状告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传》中写道：萨翁对台湾没有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内部协商、而是告上法庭这个做法极为愤怒。他前往洛桑法院，得到了法官的“驳回上诉、不予受理”的亲口允诺后，即对台湾委员徐亨表示：我劝你不要再幻想了，国际奥委会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不久，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使得中国大陆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从更高的历史层面看，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中国政府政策的调整也同样需要提及。

　　奥委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与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处理牵涉政治的体育问题时，他们也时常面临考验。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德和西德互不相让，都要派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对其以国家名义奥委会的承认，实际上是对该国家主权的认同。

　　从1922年到1975年，中国国家奥运会的归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77年基拉宁、1978年萨马兰奇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在酝酿之中，而对与台湾关系的新政策也在酝酿之中。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申请重返国际奥林匹克时，也改变了1975年提出的“只有台湾被驱逐才会重新参加奥运会”的方针，这给基拉宁和萨马兰奇等为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的努力，提供了更多的运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