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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恋》风波”当时被批判为“亡党亡国之音”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你在艺术创作上,在歌曲的处理方面有很多创新。

　　李谷一:那时有这么一股力量、有这么一个群体走在了前面。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是我独自在创新,而是有词作家、作曲家、伴奏乐队、传媒等,在支持和支撑我的创新及探索。

　　我当时有一个意念,要在中国的歌唱事业上有所创新,不能再走老路。这样就必须突破艺术只能为政治服务的禁锢,不能以“高、响、硬”的歌唱为主旋律,而是要抒发人性情感。

　　今天回过头来归纳,我的演唱理念是:以人为本,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在演唱方法上,简单点讲,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即要学习西洋的科学发声方法,又要继承和学习中国民间(民歌、戏曲)的表现方法,来演绎我们民族的传统歌曲和艺术创作歌曲。演唱形式则是不拘一格、敢于跨界。

　　记者:当时,批“乡恋”大有黑云压城之势,现在的人们恐怕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它的歌词和唱法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李谷一:批《乡恋》的问题,现在的理解也许把它孤立化了,好像只是批《乡恋》这首歌。其实不然。为什么要批《乡恋》?我以为有三点。一是,提出“改革开放”路线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左”的僵化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新思维一直有对撞、对峙之势；二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歌坛上出现了一批抒情歌曲,成为破冰之始。有人实施打压,把这些歌曲贬斥为“流氓歌曲”。我当时算是演唱抒情歌曲的先驱者之一,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三是,我以自己的理念、形式、方法演绎了一批艺术歌曲,而且,我又别具匠心地使用了气声、轻声、半声等演唱技巧,形成了新颖的、另类的歌风。批《乡恋》的实质,是批我有悖“社会主义”传统的歌风和唱法。

　　《乡恋》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这首歌并没用气声,用的是半声演唱,吸收了一些流行歌曲元素,力求演绎得亲切、甜美、更具人性化。我在歌唱上的这种探索、突破,不曾想为当时一些领导、权威、专家所不容,批判为“亡党亡国之音”、“糜糜之音”,把我列为“黄色歌女”。当时,中央乐团领导对我的唱法,先是指示:“到此为止。”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探索,后来领导发出逐客的警告:“再这样唱,就请到适合你发展的地方去!”

　　我这个人太认死理,那时也豁出去了,认为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1982年春节在人大会堂演出时,我和乐队商量好,邓小平同志一出现就唱《乡恋》。后来是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来了,听完笑眯眯地走了,未置可否。当时,到各地演出,中央乐团节目单上不写《乡恋》,可观众不答应,不唱《乡恋》下不得台,我在返场时就场场唱这首歌。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看来《乡恋》或许是一首小歌,但在当初它起到了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的作用。

　　一首歌被批4年之久,真是罕见

　　那时我经常独自流泪

　　记者:在批《乡恋》过程中,你是怎么度过的?

　　李谷一:我是1979年演唱《乡恋》的,当即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逐步升级的批判,一直批到1983年中期。为这样一首小歌,批判4年之久,真是罕见。

　　那段时日,我身心倍受煎熬。我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唱了几首抒情歌曲,就劈头盖脑的横加指责和批判,而且是扭曲你的人格、侮辱你的人身的批判。说我唱的是“流氓歌曲”、“厕所歌曲”,只配蹲在厕所里哼哼两句。加上中央乐团领导下了“逐客令”,面临砸掉饭碗、遣返湖南的境地。那时媒体把持在批判者手里,有苦有冤无处申辩,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我经常独自流泪,甚至从梦中惊醒。

　　其次,尽管受着批判,还要保证团里的演出。1980年到1982年期间,我每场演出必唱8首歌,观众要求返场,还得加唱4首歌,总共12首歌,相当于一场个人音乐会。而且,经常一天要演两场。有一次,我所在的中央乐团的小分队,从湖北到广西,在40多天(包括路途)演了72场。一场演出补助3元钱。在那两年当中,我的声带4次出血,但还要坚持演出。因为,团里跟人家订了合同,剧场大做广告宣传,如果你李谷一不到,观众会闹的。一次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出,我实在上不了,全场几千观众一个节奏地跺地板以示抗议,后来又把木制售票亭给掀翻了。为了保证演出,特别是到外地,团里派位医生跟着,每天要给我注射6至8针药品。

　　超极限的劳累不说,最大压迫感是每一场、每一首歌的演唱质量。想想,当时“权威”们在媒体上大张其鼓地批判我的歌风和唱法,如果有一首歌唱不好,会授人以柄,用唾沫“消灭”你。那会儿,一场要唱十几首歌,而且规定演员距离话筒要一米开外,话筒音量不能增大,不像今天可以贴着话筒唱。在这种条件下演唱,你不能破音,不能跑调,还要保持好音色。只有唱好每一首歌,才能在社会上、在歌坛上立得住!

　　令我最心酸的是,那时根本顾不了家庭。一次我正在外地演出,3岁的女儿不慎手臂骨折,送医院进行了治疗。两周后复查,发现接骨错位,不得不在X光机下掰断了重来。孩子疼得大哭:“爸爸、妈妈救救我啊……”当晚,她爸爸接通电话,哽噎地告诉了我孩子的情况。接着是我女儿接电话,她抽泣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都被撕碎了,愧疚得一句话也讲不出口,泣不成声……

　　记者:你的那些经典歌曲,比如《难忘今宵》、《我和我的祖国》等唱了20多年,每一次唱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李谷一:不一样。这些经典歌曲,词写得很绝,旋律就更不用说了,非常优美。演唱时要用发自肺腑的感情去唱,还要常唱常新。

　　像《我和我的祖国》,唱的时候要感觉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像母亲和孩子一样。1975年到澳大利亚演出,1978年到美国演出,看到大多数华人在外面是开小饭馆、做皮具的,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告诉我,炎黄子孙都希望祖国强大,给他们撑撑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后来每次出国,都感觉到海外华人的变化。去年,跟“同一首歌”到美国演出,我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后面有几十人的伴唱,我一了解,这个合唱队全是由当地的华人华裔组成,他们有企业家、金融家、高级学者、科技人员、医生等等。他们气宇轩昂、歌声嘹亮,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正抬起头、挺起胸、直起腰来了。

　　这些变化,都要糅进演唱的情感中。《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歌曲,20多年来我重录过七八次,每次感觉都不一样。里面有新视角、新感受、新内涵、新的演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