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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来到冷甲，看到的还是茂密的森林，以前我们那种的房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的小洋楼。

　　我告诉妻子，我们以前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就是用木棍拼起来的，那时的人，一天就能盖好房子，地板和墙由于都是木棍，所以到处是缝隙，幸好这里没有冬天，大家住起来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母亲就安葬在不远的地方，当年来到这里目的就是不想挨冻和挨饿，可到了后来，她思念家乡，做梦都想回去，那时，她觉得只要能回家，再冷再饿都愿意，可那时的她已经病重在身，直到闭上眼睛的那刻，她还想着回家。

　　其实，1948年我就想带着全家回国，但筹不到那么多的路费，所以只能一人回来。回来后，我立即就参加了古田小东区游击队，更不可能在国内为家人筹到路费，等弟弟妹妹都能做事时，她又得病起不了床，所以她只能和父亲留在了椰风焦雨的马来西亚，我想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归宿。

　　按照海外福州人的习惯，家里都要为大儿子认养童养媳，尽管家里很贫寒，但母亲很早就从福州老乡那儿领养了一个女孩回家，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就让我俩结婚。

　　说实话，这样的婚姻我不认可，当时我已经是抗日同盟会的干部，思想也很进步，但母亲的执意，最后只好听命于母亲。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在心里就暗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孝敬母亲，因为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这些孩子，她付出了太多太多。

　　有一次，日本人来到我家，他们要母亲说出我在哪儿，母亲面对日本人，没有丝毫的害怕，日本人气急败坏，狠狠地打了她几巴掌。那时，我正躲在家后面的木薯林里，心里一直担心母亲的安危。等日本人走后，我回家看到母亲还站在那儿，心里别说有多高兴，而母亲看到我也安全，脸上露出了微笑。

　　也就在那时，我心里又在复述着小时候的誓言：一辈子要孝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