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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毕业就像是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因为我能做的选择不多，要么辍学，要么继续读书，而华文学校就只到高中为止，印尼的大学中国人上不了，回中国读书更不现实，那时我们家连船票都买不起。

　　那时的我，说是烦恼，其实更是痛苦，看到同学们一个个乘上回国的船，心里无比的焦虑，但这苦恼又没法说，只能不停地压着。

　　其实，在泗水像我这样的学生还是很多，他们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一样都处在人生的关口，而能做的努力却很小，希望也很渺茫。

　　如果说，我和这些想读书的人有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得到了泗水华侨总会的资助，使得我走出了人生第一个困境。

　　据说，泗水华侨总会每年都会资助两名德才兼备的困难侨生，没想到那年的我幸运地被选上，这都出乎我的意料，当知道我是被资助侨生之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959年，我终于登上了回中国的轮船，望着码头上的人潮涌动，心中更是激动万分，认为这不仅是一趟远航，也是人生的一次飞跃，仿佛自己就像一张邮票，虽然很小很薄，但赋予了理想，它的生命因此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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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遇上自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还在大学读书的我，没有任何的家庭资助，自然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我没有理由向家里提出要求，是因为我知道家里的经济负担也是很沉重，父亲的那间小杂货店生意一直都很清淡，母亲帮助别人做事，收入也是微薄，何况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幸好国家对来自海外的侨生给予了特殊照顾，免去了学杂费，每月还提供助学金18元。虽然这钱不多，但最低程度能保障一日三餐。一想到这是国家在如此苦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帮助，就觉得这钱很重，很珍贵。

　　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迅速地改善，收入也年年提高。退休后，我和妻子的退休金一个月能拿8000多元，这在福州可以算是较好的收入，我不仅买了120多平方米的新房，最高兴的事，自己从此可以畅快地摆弄心爱的邮票，让童年的梦想延续到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