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酒塑化剂风波溯源：自查曾发现超标（图）(2)

　　自查曾发现“超标”

　　酒鬼酒塑化剂事件的爆发，距离中国酒协排查白酒中塑化剂的要求整整17个月。

　　早在去年6月，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曾要求相关企业查清白酒中塑化剂的产生来源。

　　17个月之后，酒鬼酒总经理夏心国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的确接到过中国酒业协会的相关通知，但排查工作没有落实做到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中国酒协的“整塑”通知是在去年，贵州等地今年上半年掀起“整塑风暴”，该报记者今年5月在贵州茅台镇看到，不少酒厂将塑料的接酒桶换成了不锈钢材质。

　　但由于酒鬼酒公司的基酒生产设备2008年前后已经更换成了不锈钢材质，对于这一次排查，公司方面并没有很严格。

　　“当年更换设备，不是因为塑化剂，那时也没有塑化剂的概念。”酒鬼酒公司分管生产的总经理助理赵湖说，中糖集团入主酒鬼酒公司不久，从五粮液集团聘请了一批高管，包括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曾盛全。当时曾盛全提出，担心塑料的接酒桶、输酒管等设备会在酒中产生异味，因此将这些设备全部换成了不锈钢制品。

　　夏心国也表示，由于主要的设备已经更换完成，所以公司一直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据他透露，此次风波前，酒鬼酒也曾经做过一些“静态试验”，例如将一些塑料设备放在酒精中浸泡之后，测量塑化剂的含量。试验的结果“有的含有一点塑化剂，有的超标了”，依据正是此前卫生部的标准。

　　这一结果公司方面没有太重视，“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些设备都是食品级的合格产品，另一方面，质检部门对于塑化剂的含量也没有强制标准。”夏心国说。

　　“我们不准备再做这种试验了。”夏心国表示，现在公司采用的是“笨办法”，把涉及塑料的部分全部换成不锈钢。

　　售价一度超茅台

　　酒鬼酒的治理文化，与其发展历程分不开。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吉首酒厂，它是湘西的一家国有企业，后更名为湘泉酒总厂。

　　上世纪80年代，身为湘西人的知名艺术家黄永玉为酒鬼酒命名，并设计了独特的外包装。在黄永玉等文化名人的积极推销下，酒鬼酒在北京逐渐走红。

　　1988年起，湘泉酒总厂开始实施“承包制”，时任厂长的王锡炳，成为酒鬼酒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带领酒鬼酒实现腾飞，并在1997年成功上市。

　　一位经历过王锡炳时代的酒鬼酒高管称，王锡炳非常有个性。他回忆，以前每到逢年过节，王锡炳都会杀几十头猪，在公司旁的空地上摆上几十桌的宴席请员工吃饭，宴席结束之后每个员工还能分到几十斤猪肉。

　　在酒鬼酒一位退休老干部的家里，新京报记者看到一份1993年的《厂务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当时酒厂实行“全员风险抵押制”，厂级领导拿出3000元作为风险抵押金，中层干部1500元，职工1000元，若年终考核不达标，将从风险抵押金中扣钱。

　　1994年的一份《北京之行工作汇报》记载，当年3月，王锡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开会，与工作人员一起将酒鬼酒直销进入北京饭店、京西宾馆、西山管理处等十多个大宾馆，还与北戴河二炮疗养院签订了购销协议，并抽出时间考察了石家庄市场。

　　“王锡炳把厂里的事都当做自己的事来做，是非常好的职业经理人。”现任酒鬼酒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的滕建新这样评价。

　　据《酒鬼记》一书记载，1994年，湘泉酒总厂的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在那个时期，酒鬼酒是与茅台、五粮液同一集团的高端品牌，售价甚至一度超过了茅台。

　　1997年，凭借良好的业绩表现，以及省政府的支持，酒鬼酒在深圳上市，融资4.2亿元。

　　在不少酒鬼酒老员工的眼中，“王锡炳适合创业，不适合守业”。酒鬼酒上市之后，公司大举扩张产能，并实行横向发展战略，陶瓷厂、淀粉厂、制药厂等各种产业都有所涉猎，还斥资修建了湘泉大酒店。急速扩张的同时，企业的内部管理未能跟上步伐，恰逢白酒行业整体不景气，酒鬼酒的利润急剧下降。

　　2000年，湘泉集团的总应收账款7亿元，存货达3亿元。《酒鬼记》书中称，在巨大的财政税收压力下，又因为承包期满，王锡炳被迫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