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意味变革常态 增长目标需适当下调(2)

　　李佐军：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原因之二，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眼前显示出来。

　　“跑马圈地”时代结束

　　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与之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哪些结构性和转折性变化？

　　陈道富：与之前相比，我国经济运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已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的认识和需求将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2013年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6858美元(以2013年底6.11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测算)。虽然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但总体而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本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

　　近10年，我国居民的需求重点已从“衣食”转向“住行”，房地产和汽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终端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人口占比稳步上升，特别是第一代创业人群逐步退出市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开始成为市场主要参与者(企业家的新老更替，新的农民工群体涌现)。

　　我国绝大部分居民，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开始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需求(欲望)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当需求这个评判体系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时，经济运行的供给体系也要相应转变。

　　二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供给机制发生阶段性变化。我国前30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在环境资源相对充裕，是在“农业转向工业，农村转向城市，国内转向国际”这三大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办大事，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机制实现的。但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当前，缺乏明确的可以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开拓的产业，产业间和地理间转移的利润空间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得不发生变化。我国还没有达到技术边界，即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仍可以发挥“发后优势”，但我国已不得不开始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集中和企业效率优化(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企业内部效率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效率，而不是产业结构转移，开始成为主导经济增长效率(全要素增长率)的关键。

　　企业也从原来的收入端扩张，转向成本负债端管理来提高利润。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对社会资本(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对货币金融体系，政府社会市场管理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需求强烈。

　　解决各级政府动力

　　是改革关键

　　要加快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特别是要按三中全会提出的改变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民生、创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加大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考核。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如何保证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高培勇：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多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依托经济高速增长所提供的巨大空间，改革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展开，主要通过“增量调整”逼近或实现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则没有如此的幸运，它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启动的。这里所说的所谓转折性变化和所谓“新常态”，其要义所指在于如下几点：

　　其一，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

　　其二，在以化解产能过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也在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其三，2008年以来，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累积和溢出效应仍在持续，宏观政策的选择和调控空间由此缩小。

　　毋庸赘言，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所谓“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与前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新课题和新挑战。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有别于以往改革的重要变化和突出特点。

　　概括起来，这些新课题和新挑战主要包括：

　　首先，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 “增量调整”的传统改革路径由此变窄。

　　其次，面对因消化前期刺激政策而产生的诸多方面掣肘因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而探索新的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方式，改革不得不在一个宏观经济形势相对偏紧的状态下进行，突破以既得利益格局为主要代表的各种改革障碍变得愈加困难。

　　再次，不仅改革在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尚未充分把握，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亟待改革提供新的改革“红利”，改革不得不在一个改革压力相对偏大的情势下进行，渐进完成改革任务，从容实现改革目标的传统改革格局难以再现。

　　这提醒我们，随着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改革也要经历一个走出特殊的发展时期而回归正常轨道的过程。

　　李佐军：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全面改革正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

　　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

　　潘建成： 如何顺利推进改革？我认为，解决各级政府改革动力是关键。

　　首先，要强化对新常态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告别过去粗放模式的决心；其次，要加快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特别是要按三中全会提出的改变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民生、创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加大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考核，促进政府部门改革的积极性；此外，这次改革是全面改革，需要各方面进行联动，要特别注意涉及改革的相关部门和群体的协调，同时注意寻求一些改革的突破口。

　　目前来看，简政放权就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税收制度改革也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尽管难度很大，目前看来也已迫在眉睫。

　　范剑平：处理好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关系是保证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向改革要动力，根本途径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特别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企业和市场这两个环节的改革虽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较起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是明显的“短板”。由于它的滞后和牵制，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这就需要尽快“补短”，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动财政税收、分配、投资、金融、国有企业、资源性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在改革的正面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改革的“阵痛”却逐步加重的改革胶着期，必须适时适度地出台一些稳增长的需求管理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投资规模，增加对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支持，保证经济增速不突破区间管理的下限，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在现阶段，如果不能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

　　陈道富：我的理解是，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改革，核心是承认经济现实，实事求是，顺势推动经济转轨内在要求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