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或许是时间长河的转折点，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但和任何危机一样，在破的过程中也孕育出有勃勃生机的新科技、新业态等新生事物。

　　我们所处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大幕的徐徐打开是以全球范围的危机为标志的。新经济已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进入2020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时，世界以及处于世界舞台重要位置的中国会面临怎样的未知？

　　既然我们进入了与人类发展史前三次工业革命并行的新的工业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产业革命或经济革命，就意味着，变化是常态，不确定性是常态，而且不确定性是动态变化的，变化的频次、烈度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叠加关系都会极大程度提升。

　　于是，如何用确定性，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对不确定性予以锚定，将是任何趋势预测和解释的最为重要的工作。

　　以下判断即使不会最终全剧本上演，至少会有部分落地，因为其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具有相当的强健性。

　　第一，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但此全球化非彼全球化，在结构上和具体政策上不仅会出现重大调整，而且是转变基因的调整。

　　传统的全球化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毋庸置疑，病灶在于财富分配和发展共享机制的严重扭曲甚至缺失。所以，新的全球化会在退与进的权衡之中前进，而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调的重中之重将是公平机制和分配方式的建设和优化。

　　与民生相关的政策会主导国内政治经济议题，与贸易均衡化和产业互惠化相关的政策将主导国际议题的设置，贸易摩擦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国家间竞合现象，并且会在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展开。

　　第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进入了实践角力的阶段，这个权力的游戏的主角是中、美、欧、日。

　　根据相关研究，2015年标普500公司的市值中无形资产占比达87%，说明物理资产或实体资产的价值占比持续下降，而技术、专利、人才、商誉等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的价值贡献愈来愈显著。

　　之前的生产力要素以土地、资金和人力为主，而现在已转为资金和技术，未来一定是二者加速融合，资本深化在技术和非技术领域都会对经济价值链的创造发挥主引擎功能。

　　所以，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对科技的依托效应会不断加大，重要的科技领域不外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可再生能源等，而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芯片、通讯、新动力和数据等。

　　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其中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冲突是技术竞争的表象，实际是对经济核心驱动力的话语权之争，而科技的根本属性是1%的引领和99%的跟随，甚至比例之间的量化差异更大。

　　第三，传统的GDP增长在绝对量和增幅上都会出现趋势性放缓。

　　即便是新兴经济体，在国家间贸易经济关系重塑、人口老龄化以及供应链在岸化(制造业回归)等约束下，GDP增长也不会一直走高，全球性放缓已然成为现实，而将来增长的趋势性下降会继续。相关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衰退也非小概率事件。

　　与此同时，福利和民生需求在老龄化和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的背景下，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张力和不匹配进一步加剧，对国家政策和全球治理都提出了高强度的两难抉择。

　　以上是国际上大的确定性，以下则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判断：

　　第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GDP增速下降伴随结构性要素的变化。

　　传统的三驾马车作用同步趋缓，幅度有所差异。虽然消费作用超预期彰显，且表面上与发达经济体70%上下的贡献度还有距离，但消费增长非一日之功，无法在短期内创造奇迹。消费能力的培育是个长期的过程，而GDP增长短期内从中高速到中速是可能出现的情景。

　　考虑国家间经贸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制造业产能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重量转为重质，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制造业高端化和消费提振才是重点。

　　第五，在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的系统性研发和应用都不应片刻停歇或放松。

　　中国在应用端的技术优势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应用端须依托大的用户场景，中国市场恰恰符合这一应用技术开发实践的规律。

　　但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的匮乏和落后无疑将阻滞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AI时代，人工通用智能技术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云存储、云计算亦然。

　　初创企业一味追求上市退出实现价值的路径选择必然指向月活用户、毛收入等一系列弱价值指标，而忽视真正的基础技术的发展轨迹，结果只能是批量制造业虚胖的独角兽，而且缺乏核心竞争力，生存能力存疑。

　　政府在基础技术的投入要不惜本钱，市场选择和政府指导并行，建立市场化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在核心技术领域积极运用支持性政策，筑牢基础技术底板，补齐关键技术短板，在中国全产业链制造业体系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全价值链的技术体系建设。

　　第六，尽早建立数据治理体系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既是原料，又是产品，甚至可以借助数字货币等金融介质承担资金的作用，数据的泛在性在IoT(物联网)中得以充分体现，数据的运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所以，第一时间启动数据标准、数据使用规则等的制定十分必要，数据治理是最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制度体系，其建立还应兼顾国际标准，同步参与制定更好，至少做到体系兼容。

　　网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也要提上议事日程，牺牲信息安全和隐私交换皆是短视行为，长期隐患是系统性的。

　　新经济与数字经济是可以互换的时代标签，意味着与信息数据相关的产业是新经济的主题，那么与之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必须先行到位，中国在制度建设中不应过度强调特性，而应强调共性，以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当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答案。

　　第七，中国经济动能的向外传递须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学会用中国方式讲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倡议会更进一步，与所在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融合会更深入，继而是形成国际性的合作框架，运用公认的规则和普遍接受的制度延展“一带一路”的广度和深度。气候变化、疾病防控、减贫等世界性难题亦需要中国因素和中国力量。

　　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对规则的尊重以及建设性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都需要中国与世界相向而行，共享包容是基本的价值取向。

　　站在2020的坐标上，虽然有如此之众的确定性，不可否认的是，不确定性才是主体。但至少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假设框架，在挑战接踵而至时才不至于惊慌失措，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亦源于此。

　　(俞岚)

　　简版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19.11.25总第9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