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做丰臣秀赖 杨宇霆托大遭恶果

　　杨宇霆不知进退

　　在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时，并没有给杨宇霆安排职位。张学良说：“一则感到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则是我对他确有戒心。”张学良曾多次对人讲，对杨宇霆，他怀有戒心。“虽然东北军政重要措施，都征询他的意见，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是事实。”

　　而杨宇霆却不知收敛，见张学良时，总是用轻薄的口吻称“六爷”或“司令官儿”，遇事则以太上皇自居。另据高纪毅讲，张学良曾征求杨宇霆的意见，打算派他接任黑龙江或吉林军务督办，但为杨拒绝。只是整天在杨公馆接纳各方官僚政客，大有“今日东北舍我其谁”的架式。一时间，小河沿的杨公馆门庭若市，钻营之人络绎不绝，“杨府无形之中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的卧室，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快起来，有公事。”

　　张学良披衣而出，杨指着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账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杨宇霆虽然没有“职务”，但重要会议，都要参加。遇事“请示”张学良时，时常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如果不合意，也敢于不接受。因为张学良有烟瘾，后又染毒瘾，身体特别虚弱，开会时不能久坐，往往坚持一阵儿，就要离开一下。张离开时，会议就由杨宇霆主持，可是当张学良打完针回来后，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时，有时杨宇霆竟然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就是申斥下属，也难以接受，何况是最高长官张学良。何柱国深有感触地说：“张学良初继父业，威信未孚，最忌的是别人看不起他。”

　　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多年，东北政界要人多出其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军政代表到沈阳时，也前往拜会。张学良说：“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杨给他的父亲做寿时，东三省及热河的文武要员几乎无一不到。张学良亲眼目睹，自然有所忌惮。后来，张学良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处理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

　　何柱国回忆，张学良在枪毙杨、常之后，说：“我不管办什么事，他都不同意，他决定要办的事，不许我说二话，一定要照他的办，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呢？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当年嘉庆处死和珅时，也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

　　在事件发生之前，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不满，已经不再掩饰，形之于色了，但杨仍不知觉。在事件前些天，何柱国曾婉转地劝谏杨宇霆：“督办，你是熟读历史的，历史上的事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主少国疑，邻国易侵；功高震主，居官思危。”杨宇霆说：“我忠于老帅，也忠于少帅，老帅去世，我要把这个家管好，第一我要对得起老帅，第二我要对得起东北老百姓，我没有野心，为了管好这个家，用人权我要管，大小事我要抓，但是我不抓军权，我没有任命一个团长，我知道外面有些流言，不要去听。”当时何柱国还给杨宇霆背了一首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何柱国回忆：“他听了之后，好像有所感触，沉默不语，料不到数日，这个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

　　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常二人更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杨宇霆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绝不是统一中国的人物，强烈反对易帜。他主张与桂系联合，抵抗蒋介石，这样才能保证东北的“独立自主”。但张学良决心服从蒋介石，完成统一大业。1928年7月，南京政府派代表何成浚赴奉天谈易帜之事，杨竟喧宾夺主，擅自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何成浚必须先在滦洲下车会谈后方可赴奉。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正式“易帜”，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举行就职仪式时，杨宇霆拒不接受，拂袖而去，令张学良大失颜面。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其父祝寿，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都派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方面也有要人参加，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杨宇霆的威望的确较高。祝寿那天，当杨宇霆进入客厅时，在座者均肃然起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也对杨恭维备至。杨的一举一动也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那天，张学良携于凤至也去祝寿，但杨宇霆却待以“普通宾客之礼”，对此，张学良感到十分生气和难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学良始终手托腮帮，若有所思。也有人回忆，张学良当天是中途退去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令张学良十分难堪，那就是“兰谱事件”。事发当晚，于凤至对刘鸣九说：“这件事情真是逼出来的！你们军团长虽然和他们处不下去，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还总是想要把事情缓和下来。他从前方回来以后，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这不很明显吗！还不是打溜须！以后他又让我和他的三姨太拜干姊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杨三姨太倒还愿意，可是她与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结果，只收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回。你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高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无别的办法可想了，最后一条路，你死我活。”

　　我们知道，张作霖生于1875年，杨宇霆生于1886年，而张学良生于1901年。从年龄上看，杨宇霆小张作霖11岁，大张学良15岁。如果说，杨宇霆服侍张作霖多年，说是张学良的长辈，倒也讲得通。不过，张学良却似乎并不拿杨宇霆当长辈看，提到杨宇霆时，大都称“凌阁”。不管怎么叫吧，人家堂堂保安总司令的正妻，跟你的三姨太拜干姐妹，算是给足了面子了。但杨宇霆却没答应，张学良当然没有面子。杨宇霆的取死之道也正在这里，他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处处给张学良难堪。当年有老帅罩着他，张学良还可以隐忍一下，但老帅已去，杨宇霆的后台没了，他还如此对待张学良，难免要吃大亏。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学良视杀人如儿戏，杨、常被杀后，张学良也感到内疚，台湾出版的《张老帅与张少帅》一书中，援引了张学良顾问端纳的回忆，端纳和张学良乘车经过杨宇霆的家门时，张一再说：“可怜的杨啊！”言语间充满惋惜之情。

　　事发当天，杨宇霆做得也有些过分。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一同去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由常荫槐充任。他们的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管辖。如果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了。这么大的事儿，事前并没有和张学良商量，他们去找张学良，也不是要商议此事，而是要张学良在预先写好的便条上签字。张学良说，此事涉及对苏外交，应请示南京政府，不能草率行事，但杨、常仍然坚持。张学良借口晚饭时间已到，饭后再做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吃饭。杨、常二人说回去吃，就离开了。

　　杨、常走后，张学良召来高纪毅，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事关同苏联的外交关系，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高纪毅于是同谭海带领六名卫士，做好准备。另由刘多荃担任帅府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据高纪毅说，刘多荃只知将有大事，却不知道要处死杨、常。

　　但刘鸣九的说法却与此相反，他说，事发之前，张学良商议此事时，刘多荃亦曾与会，参加者除了刘多荃，还有高纪毅、王以哲和谭海。时间是1929年1月10日午后。高纪毅说：“杀人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这一说法也可能属实，若在帅府处决杨、常，这四个人缺一不可。谭海是张学良的亲信副官，负责具体执行；刘多荃是帅府卫队统带，负有警卫责任；高纪毅是警备处长，负责全省治安；王以哲是第七旅旅长，担负守备城防的任务。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张学良却又多次强调，他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而据王家桢和高纪毅回忆，这天傍晚，杨、常去帅府，并不是逼迫张学良同意成立什么铁路督办公署，而是张学良约他们到帅府打牌。两人到后，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报将二位处死，立即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谭海带领几个副官冲了进来，将杨、常处决。

　　但高纪毅又对打麻将一节持否定态度。他说，这天夜里，杨宇霆的家人见杨没有回来，就让术士算一算。术士说，他已派了天兵天将去看过，杨正在帅府打麻将，可能要打通宵。杨的家人深信不疑，安然入寝，直到第二天一早，才知大祸临头。因此才有“约打麻将”的传闻。

　　薛西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