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毁千年古寺 底气从何而来

　　安徽泗县是文化部授予的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但这个“文化先进县”最近曝出一桩“丑闻”:为开发房地产,将文物保护单位、有近千年历史的释迦寺毁坏,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当地“地王”。眼下,古寺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的商品房。(8月17日《新京报》)

　　“文化先进县”干出最糟践文化的事儿,在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建设狂热的时代,其实并不显得格外稀奇。2009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有超过3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消失。其中大部分为类似释迦寺这样的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的普遍无力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即便于此背景下,泗县拆毁千年古寺的做法,仍然引爆公共舆论。责之败家,咒之遭天谴,声讨之势如云席卷。联想前不久南京五仙庙遭夜半强拆、镇江入围2009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遗址毁于一旦,近期频发的古遗迹被毁事件,看似均为开发商所为,实则背后无不藏有地方政府的身影,甚至主要是其主导所为。问题是,它们何来的底气,敢置鼎沸的民意于不顾而一意孤行?

　　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既在文保上有 《文物保护法》,又在涉教上有《宗教事务条例》,对于如释迦寺这样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文保单位的处所,其房屋、设施、财产及收益乃至确需依法征收拆迁等事项,都有较为完备的条文规定。然而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在拆迁经济的大行其道中,相关法规不断被消解而几至效力全无。此事件中的泗县,也不过是“仅以县政府会议纪要形式就协调了各方意见,决定了文物的命运”。

　　这其中或许存有寺观庙宇等宗教活动场所产权归属不明晰的问题,姑且不作更深入讨论。但地方政府屡屡不惜违法行政的最主要动因,无非仍是GDP而已。其所要换取的,既有官出数字的政绩需要——大拆大建会不断地给数字贴金,更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得,如不断高企的土地出让金及税收等等。利字当头,可谓无往而不用其极。这一点,除了显性地体现在作为城市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开发上的乱作为以外,在其他问题如环保甚或招商引资上,违法路数也基本上都是如出一辙。

　　禀持如此片面的“GDP崇拜”的发展观,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的,既是政府失守公共责任的源头,也是当下社会领域弊病丛生的渊薮。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只要经济发展,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错误认知,已被多国“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击得粉碎,也已为现今所倡的科学发展观所取代。但具体到地方政府层面,这种观念上的转身,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变得明朗。欲于此变革,需合理匹配事权财权的同时,更当加紧政府自身的转型。

　　回到泗县毁寺事件,仍有必要多说两句。我们于网络舆情里都读出有所敬畏的普遍观感,为何于官员以及商人群体,这一敬畏心却广为缺失?莫不真是利令智昏到无可救药了?经云:“侵损常住玷污僧尼……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复有经云:“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为什么总有那么些人非欲如是尝试呢?

　　本报评论员 王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