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外音乐节逐步完善 不少乐队年入100万以上

　　中国户外音乐节已走过十年。十年来，它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完善，变成年轻人欣赏音乐、娱乐休闲的一种形式和途径。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也从最初对户外音乐节的排斥、怀疑和担心，变成了接纳、理解和支持。

　　地坛公园内的拜坛，见证过一次又一次庄严而盛大的仪式，人们把它视作可与天地交流的神地，祈望着能够完成天、地、人之间的融合。而今，在这个夏天，古老的拜坛却与现代摇滚乐邂逅、交融。

　　前晚，拜坛临时搭建的舞台周围聚集着一批观众，首届“无限星空”音乐节正在进行，迷涂、逻辑失控等乐队轮番上台。当喧闹的音乐声响起在静寂的古老园林中，一些在公园内遛弯的大爷大妈们停下了脚步，脸上掠过一丝茫然与惊讶，向着舞台这边张望。“摇滚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一位老大爷努了努嘴说。

　　■ “音乐节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人纳闷，“非主流”“半地下”的摇滚乐怎么仿佛一夜间变得“主流”起来，甚至登堂入室到了皇家园林？答案也许只有一个——户外音乐节。

　　永远不要小看北京人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若干年前还不被接受的“户外音乐节”这个概念，如今已经风生水起。在流行音乐市场一片低迷、口水歌泛滥之时，年轻人更是追捧有加。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音乐节有近40个。半年来，北京范围内已举办了十几个音乐节，仅“五一”假期就有两场大型户外音乐节东西对阵，分别是在海淀公园和通州运河公园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

　　接下来，乐迷们则瞄准了8月27日至29日延庆水关长城脚下的“长城探戈坞森林音乐节”，罗大佑将露面，这是他首次参加大陆音乐节。同样在8月27日至29日，门头沟京浪岛公园则将举办首届京浪音乐节，阵容也不逊色，有许巍、卢广仲、新裤子等。

　　与世界一些知名户外音乐节相比，中国音乐节与其说是欣赏音乐的良机，不如说是去体验一种另类生活方式的休闲文化节，颇有点赶时髦的意味。“睡帐篷，自由自在，你在现场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明星，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现在可能会跟他一起上厕所。”曾策划过贺兰山摇滚音乐节的黄燎原说，“很多人都是想去音乐节放松，好多白领工作压力太大，他们看不了3天，就看周末的。音乐节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音乐节的口号是‘MUSIC +’，加号的意思是加很多东西，每年都不一样，有无限可能。”在摩登天空音乐节策划者沈黎晖看来，音乐会和音乐节的区别好像是互联网的1.0和2.0的区别，音乐会是单向的，观众以舞台为核心，被固定在座位上，人们之间没交流。而音乐节是线下的社区、音乐的社区，每个人自己就是明星。“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音乐节，气质会很像这个人。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所有板子都是手写的，刻意营造嬉皮味道。”

　　■ “安保慢慢变成服务角色了”

　　如今户外音乐节一派欣欣向荣，不过在15年前这还只是音乐人的梦想。1995年，崔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希望有一天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大家聚在一起享受音乐，非常自由。”他甚至认为，音乐节就是一个只存在于国外的乌托邦。

　　与具有41年历史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具有40年历史的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相比，中国户外音乐节可谓晚辈。2000年，由迷笛音乐学校举办的以摇滚乐为特色的“迷笛音乐周”，为中国户外音乐节拉响汽笛。当时学校位于北京上地产业开发区，比较偏僻。那年“五一”，很多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涌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从规模上讲，这一届“迷笛”参与的人并不多，两天大约有2000人参加。“从形式上看也更像一场学校汇报演出。”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说。参与乐队都是学校的学生，包括后来有些名气的舌头、痛苦的信仰、木马、废墟、夜叉、幸福大街等乐队。

　　迷笛音乐节是第一个由北京市文化局批准的叫“节”的民间机构办的节日。但从当年效果看，无论是主办者还是观众，其实都没有真正进入到音乐节的角色中，尤其是观众的参与感，还停留在到体育场馆听演唱会的状态上。

　　2002年，第三届迷笛音乐节搬到了香山脚下，每天有近4000人参加，参演乐队增加到50个。其实，最初张帆并未奢望在户外办音乐节，因为首先公安部门就对户外音乐节视作洪水猛兽。

　　回忆当初跟公安部门打交道，他说：“他们说不让卖酒，我说户外音乐节喝啤酒可以让人高兴。他们说喝酒会打架，我说不会，一般人喝不到打架身子就被音乐弄软了，而且我们卖的酒倒到纸杯里，和国外一样。他们说你们的观众必须坐着，因为全中国所有演出都是坐着看的，我说你摆着椅子反而有紧急事情发生时不利疏散，室外很宽阔，大家走着看，不是很好吗？”如今，迷笛音乐节已经办了11届，从没打架现象。

　　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的出现，是中国音乐节的一个拐点，因为它在单纯的音乐意义上融入了更多元化的文化含义，注重时尚元素的融入，让音乐节真正成为音乐搭台、时尚唱戏的大型娱乐活动。“来到这里的人都很潮，很多人脸上涂着油彩，就像在开一个露天派对。”一位乐迷说。

　　与此同时，随着音乐节的日渐成熟，人们对这种“外来形式”的认知和了解也在提升，其中包括公安部门及安保方面。在2009年策划了首届草莓音乐节的沈黎晖还记得，当时脑浊乐队在舞台上演，有人想跑上台，安保人员立刻要上前制止。“我们现场总指挥就抱住他，说你绝对不能上台，如果上了台，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其实最终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慢慢地，他们知道了，大家玩得很开心，没什么危险。北京音乐节多了，安保就慢慢变成服务角色了。”

　　■ “好多乐队一年挣100万以上”

　　2000年，正当中国户外音乐节萌芽之时，一个名叫谢天笑的摇滚歌手，带着自己的“冷血动物”乐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大型国际摇滚音乐节。此后两年间，谢天笑及“冷血动物”乐队参加了国内外大大小小几十场演出。摇滚乐，在“现场”找到了绽放的舞台。

　　如今，多年过去，国内众多摇滚乐队与谢天笑一样，开始辗转于全国各地不同的音乐节现场。“在唱片业不景气的今天，现场演出和音乐节可以说是这些乐队包括更多的独立音乐人的救命稻草！”十三月唱片公司总经理卢中强说。

　　“以前做摇滚乐的都很穷，现在音乐节井喷了，乐队有饭吃了。谢天笑今年估计得演四五十场；崔健的演出就没断过；很多迷笛的老乐队，都成巡演专业户了。乐队的收入每年都在增加。”张帆说。沈黎晖心里也有一本账：“这一两年时间有好多乐队一年挣100万元以上。比如，有50个音乐节，30个音乐节请你，一场三五万，一年下来就过100万元了。”

　　不仅摇滚歌手脱贫了，很多户外音乐节的举办地也是财源滚滚，因为音乐节拉动了当地旅游业。当然，这是指有品质和口碑的音乐节。那些纯粹借音乐之名行旅游推介之实、以草台班子糊弄观众的，则会被乐迷们坚决唾弃。

　　户外音乐节的蒸蒸日上，还拉动了与音乐节相关的周边产业的发展。这一点在北京尤为明显，音乐节所提供的平台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享受音乐的需要，还集成了创意文化、餐饮、艺术等多个领域。现如今，海淀区政府已把迷笛音乐节列为一项文化创意产业，每年拨款扶持。

　　不可否认，由于起步晚、时间短，中国户外音乐节还存在阵容雷同、模式同质化、现场服务水平相对低下等问题。“这种在中国刚刚开始对青年人产生影响的音乐集会，需要更加健康地发展和成长。大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迷笛’和‘草莓’，拒绝山寨的草台班子。”卢中强说。

    本报记者 李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