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反蒋联合国民党左派 资助邓演达和临委会

　　农工民主党在建党初期，曾经与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先生有过比较密切的联系。据当年曾担任杨虎城将军领导的17路军军医处处长兼任陕西省机器局(兵工厂)局长连瑞琦回忆: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消息传到陕西，杨虎城极为兴奋，10月间，即派连瑞琦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共同扩大反蒋运动。

　　邓演达与连瑞琦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黄琪翔家里。当时黄琪翔宴请他们，大家边吃饭边交谈，在场者还有一位陕西籍名叫思城的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也是杨虎城的老乡、亲信。邓演达在听取了联络东北军共同反蒋情况以后对张学良的情况表示很担心，他说:“张汉卿将来要上蒋介石的当！”

　　那天由于是初次商议成立反蒋联盟的事情，邓演达要求联络工作一定要做的很细致，不能“胆大而不心细。

　　第二天，大家在邓演达家里继续商谈关于成立反蒋联盟的事情，当时得知杨虎城在西北已有了五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十万精兵，联合共产党，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一致反蒋。邓演达听到这个计划后，表示完全赞同，并问连瑞琦:杨虎城目前需要些什么？连瑞琦回答说需要大批干部，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而要国民党左派，或者是共产党员而又不公开的。邓演达听了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随即亲自介绍连瑞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鉴于邓演达和临委会当时经费来源相当困难，连瑞琦代表杨虎城当即向邓演达资助了2000元大洋。邓演达确认是杨虎城的意愿后，说“我们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因为陕西机器局经常要在上海购买材料，有百分之五的回扣，大概每年有3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途；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从这笔钱中开支。邓演达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对杨虎城的慷慨资助深表感谢，也很快给杨虎城推荐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回到西安，杨虎城听取了连瑞琦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这回我们的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会垮台。”“邓演达不但在黄埔系、保定系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地方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任，我们以后要同邓演达合作！”杨虎城完全同意邓演达在西安建立组织的要求，只是提出一个条件，即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知晓和同意。他本人先不参加，但保证一致行动。随后，一大批由邓演达介绍的革命者(多为黄埔同学)在陕西西安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达到360多人。负责人为周士第(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连瑞琦、宋景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工党甘肃省委会顾问)、阎揆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军科院副院长等职)、王人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工党七届中央执行局委员等职)、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和杨虎城身边的其他共产党员，如南汉宸、宋绮云、孔从周、米暂沉、魏野畴等人都对杨虎城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

　　1931年夏，邓演达为了策划在陕西西安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还派邓宝珊代表他专程来到西安，协助杨虎城准备军事行动。不料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向临委会干部培训班学员作讲话时，因叛徒引领英租界巡捕包围会场不幸被捕，经多方营救无效，11月29日晚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邓演达牺牲后，西安的临委会组织便逐渐停止了活动。但周士第、连瑞琦等临委会的成员并没有放弃理想信念，他们与杨虎城部和西安地区其他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一道把革命活动转入了地下，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

　　对以上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我又在陕西蒲城县杨虎城纪念馆资料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它填补了农工党早期在陕西建立组织，发展成员的空白。当然，当时在西安的360名临委会成员中，一定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和组织活动，只是由于史料有限，亲历者大都谢世，我们无法得知更多的详细情况。

    王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