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忆新疆支边生活:女孩遇困难更难克服

　　上海知青忆新疆支边生活：条件艰苦曾晚间偷菜

　　酱油汤，365天的奢侈追求

　　-唯一的理想，就是能让肚子吃饱

　　-晚上从天窗把人放到菜窖下面去

　　-女知青遇到的困难更加难以克服

　　-一说放电影，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往的那个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许多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兵团土地的上海青年，也许曾经想到在大田里战天斗地的苦和累；然而，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做好了准备呢？

　　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指导下，不单劳其筋骨，而且要饿其体肤，要苦其心志，要空乏其身；唯其这样，才称得上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吧。

　　这是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老知青何百成介绍着他们冬天发的翻毛皮鞋，他说这都是好东西呀，军用品在当时可是比民用品要那个的……

　　但是，这么好的军用品，这些需要在隆冬季节保暖的翻毛皮鞋，年轻人又拿它做了什么用呢？

　　今晚改善伙食，吃油条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跟你讲，到后来，和我在一起的男学生，百分之九十的人，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苞谷馕吃了。太饿了，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花，晚上睡觉睡不着，肚里空，难受。那么就把发下来的东西跟老乡换吃的，一双翻毛皮鞋换五六个馕。我们不管它，只要有吃的，管它换几个，吃了算数。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剩下的唯一理想，或者说追求，或者说动物本能，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肚子吃饱。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每天的生活是“三拳头”，什么叫三拳头，就是三个苞谷馍，像拳头大小的苞谷窝窝头。

　　王祖炯：一个窝窝头，里头是空的，还掺了东西，制糖或喂牲口的甜菜疙瘩，剁碎，搁锅里熬，熬出来的糖水，熬成糖稀糖浆用作他途，这个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粮食，就是这样的窝窝头。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盐一放，用勺子舀一点油，上面一浇，好了。那么油是浮在上面的，排队打饭，女青年就排在前面，打上面的油漂漂，有味道。男青年他要打到后面，打那干的，白菜，一碗满满的，能管饱。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粮食都是定量，浪费不成，吃都不够吃。月月，年年，我们团场都超支，粮食超支，团长找我，你咋老超支？我说大家吃不饱，不能干活，你不超支咋办。

　　担责任是担责任，可都是小孩，正长身体的时候，得吃个差不多。我天天到伙房看，馍不能小，只能大一点不能小一点。上海人爱喝那个酱油汤，跟我提个意见，队长，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我说行。一锅水，倒里酱油，切点葱花，弄一锅，谁喝谁舀，就那样。

　　安康：可是我们再吃不饱，全国有很多地方比我们还糟，更没粮食吃。我们的粮食产量都交上去，国家统一调配，我们是建设部队，生产部队，专门打粮食上交。

　　你要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没这个道理，计划经济，没这回事。你说上海，你在纺织厂里，布那么多，你应该有衣服穿了，布多，没这回事。都是国家计划的，你照样要按人发布票，几尺就是几尺。计划经济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兵团延续着历史上屯垦戍边的传统，要自给自足。由于多是新开垦的盐碱地，粮食产量低下，兵团人付出繁重的劳动，却难以保证有相应的粮食补充自己的体力。

　　王祖炯：都是什么年龄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天要劳动17到18个小时。偶尔连队想办法搞点油来，炸个油条，会在劳动的时候，从连长到排长不停地喊：好好干，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油条！这不得了，吃油条，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劳动积极性高涨，都盼着天黑回去吃油条。回去果然一人两根油条。到1966年11月我们去开荒，那个场长嘛，说文化大革命了，无产阶级是不吃油条的。完了，油条没有了。(笑)

　　写信回家要饼干是什么思想？

　　人在困苦的时候会很想家，而且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吃食。

　　王祖炯：肚子很饿的时候，大家就精神会餐，说小笼包，说生煎包，说阳春面，说小馄饨，说糍饭糕或者春卷。因为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很熟悉这些小吃。

　　史美云(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那个时候最想吃汤圆。想城隍庙卖的小吃。后来还可以，从上海寄来糯米粉，可以自己做了。什么都得从上海寄过来。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谁收到个包裹，上海寄的包裹，全是吃的东西，这是最幸福的事。上海那些点心，什么沙琪玛、云片糕，这些东西寄来的比较多。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想办法叫上海家里给我们寄点东西，所以那时候上海到新疆的邮包特别多。邮包半个月到这儿，寄点什么挂面，大白兔奶糖，寄点全国粮票。信封里夹上三斤五斤粮票，也可以用来解解馋，因为包括到团部食堂买碗面条，还要200克粮票，在新疆这边讲200克，在上海叫4两。

　　从上海寄来肉松，当地没有肉松，没见过。肉松，多好的肉松啊，一根根就像骆驼毛差不多。我们拿着给老职工他们尝尝，他们说这骆驼毛怎么能吃嘛，他一尝，发现就是好，才知道这叫肉松，没见过。

　　余加安(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每个礼拜有一次民主生活会，开会说什么？检讨资产阶级思想。你写信回去要饼干了吗，要什么了吗，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件小事情总要检讨，这次没检讨完，下次还得检讨。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比如轮到我说了，你讲讲你这一个礼拜做的好事坏事，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全部讲出来。讲了以后，大家说韩培芬有哪个好的没讲，坏的没讲，给她指出来。人人监督。

　　饥馑的日子延续到“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闹革命了。

　　杨清良：每人二两油是一个月，还不能保证供应，因为上面只给你下定量指标，但师部它并不给你发油，要靠你自己种的棉花，把棉花籽提出来，榨成油，你自己才有油吃，要不然没有。

　　棉花籽油如果提炼得好，经过最后的处理，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吃的这个是最原始的棉花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给我们吃了，炒菜都冒很大的烟。当然总比没油好，也算是不错了。

　　何百成：记忆最深的，1970年的时候，我们团连续三个月，一两油一滴油都没有给你分配。

　　王祖炯：那时候连续四五年，每年365天没见到过油花花，我们这个34团自然条件太差，太穷了，没有油，都是白水，盐水煮菜，煮萝卜。

　　何百成：饿得不行了，我们就想着去偷，没有口袋怎么办，把发给我们的床单对折起来，两边一缝，不就成了个大口袋吗？然后找一个小个子的，让他背上大口袋，把绳子在腰上一绑，晚上从天窗放到菜窖下面去，等他把甜菜、萝卜、白菜全装满以后，再拉上来。

　　菜窖大得很，全连一个冬天储藏的菜全在里头。拿回来以后，藏到通铺底下。把口袋拆开，抖抖土，一摊又是床单了，睡觉。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毛国胜：生活是绝对艰苦，有人又开始逃跑，受不了，感到绝望了。

　　欧阳琏：一有人跑了，听到消息，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无处可逃。

　　王祖炯：有的人是往沙漠跑，他以为可以从那儿穿过去。结果等派人去抓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伊了。

　　按照部队化的管理，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对于日思夜盼着故乡的上海青年来说，过新年又能盼来什么呢？

　　王祖炯：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呢？我说一个故事，有的。每年的春节，也就是说年三十除夕夜，实际是半下午的时候，给大家会餐。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平时什么也没有的吃，这一天怎么会那么丰富。各个班把脸盆拿去，都像饿狼一样围成圈，一个班十几个人围一圈。

　　规定了，只能吃，不能带走，还有炊事班的人，围着站岗的，不让拿走。就在露天操场上，我们一大群人蹲在那儿，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片的肉，肥肥的肉，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动筷子，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吃！我当初也是出了一个主意，先别吃，后面还有好多菜呢，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嘛，吃不动了嘛。那就不吃，大家都不吃，就守着。

　　伙房里头，本来可能这个想法也是，你要是腻住了，后面的菜可以少上点。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就定在那儿，僵持在那儿。最后僵持不过了，天又冷，新疆的年三十，刚好是三九天，天寒地冻，大家蹲在那儿，不理他。

　　这时候没办法了，后面的菜就上来了，一盆一盆地上，上来一盆大家风卷残云啊，开始蹲着，最后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就是半蹲半跪半站，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就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