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独女:父亲绝不是叛徒 临刑前坦然喝酒吃菜(2)

　　5

　　赴俄采访列宁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父亲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父亲的报道，在北京《晨报》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次，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长达三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标语题词上。他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对父亲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便道歉忙碌去了。父亲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父亲作为参会的代表，还担任翻译，累得病倒了，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只能活两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父亲担任翻译。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主编《新青年》。12月21日，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24岁。 

　　6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7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