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后，毛泽东致范长江的亲笔信。
红色记录
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是刚刚从延安赶回的28岁记者范长江所写。这是最早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真相的独家报道，在当时引起爆炸式反响。
当天上午，从西安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下午，他在每日必看的《大公报》看到这篇文章，勃然大怒，当即叫来执掌大公报的张季鸾，对其大发雷霆。
范长江这篇报道写：“‘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式……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同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
文章中所写的“西安事变”真相和团结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上午刚刚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对文章十分满意，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亲笔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廿四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范长江正在绥东的红格尔图采访。张学良、杨虎城先是扣留了蒋介石，不久，张学良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虚惊一场之后，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局外人莫名其妙，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资料和报道来解释这短短的两星期究竟给中国的政局带来怎样的变化。
范长江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这为他带来了蜚声全国的名声。他基于平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研究，结合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判断出中国政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共释放蒋介石一定另有深意。
从绥远到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一路上范长江历经艰险，可谓九死一生。沿路范长江数次被绑架，因为许多人看过《大公报》，知道范长江的名字，才侥幸过关。几番历险，范长江于1937年2月初进入举世瞩目的西安，并见到了周恩来，随后闪电式访问了延安。当晚到了毛泽东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
这番谈话，让范长江觉得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他向毛泽东提出要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写书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当即赶回上海，为《大公报》发回了上述文章见报。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虽然已经承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国统区这件事依然是秘而不宣。直到范长江的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当天，国民党才在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的“根绝赤祸案”，在形式上结束了十年“剿匪战争”，奠定了国共谈判的基础。
点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
中共不计前仇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出动飞机和军队，扬言要进攻西安，攻打东北军和西北军。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借机掀起反共情绪，大规模的内战极有可能爆发。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多年来的“围剿”，杀害了很多红军和革命群众，人民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的仇恨很深，很难解除。
然而，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然成为主要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从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仇，提出和平解决，消除了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避免了让亲者痛仇者快。
中国共产党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最终促使蒋介石集团转变对共产党的态度，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