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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革命者董必武:贡院风潮和挨打促其放弃功名

2011年06月09日 08:31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位于湖北红安的董必武纪念馆,如今已成为爱国教育基地。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右图为董必武在红军长征时期。插画/金锐 王金花

创刊题词

半块毛毯

  老照片里的董必武穿长衫,留两撇八字胡,有着前清秀才的模样,但骨子里却是革命者。

  他的前半生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道路:读私塾、考秀才、做教员、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再回国革命,但后半生的命运却与二人迥异。

  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从事统战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在研究者看来,董必武是“自觉的革命者”,如同他曾在一次演说时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同现存的旧社会和不合理做斗争。

  走天涯,遍种自由花

  在湖北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里,嘉兴南湖游船会议的情景被复制:35岁的董必武一袭长衫,两撇胡须,围坐在他身旁的多为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是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董必武已过而立之年。

  当年的与会代表后来这样描述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倔强。”

  在董良羽看来,长衫与胡须,与父亲董必武“前清秀才”的身份相符。

  董必武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仕途的大门已经打开,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父亲和四叔那样,一生为官或者教书。

  偏偏许多意外生出——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才在黄州府中学任职两个月的董必武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突然剪掉辫子离家出走。

  董必武的出走颇具浪漫色彩,他曾在1916年再次离家,重新投身革命,并给素来亲近的四叔素怀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扭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父亲曾说有两件事,让他放弃功名投身革命。”董良羽说,“分别是贡院风潮和窥探挨打。”

  1903年,董必武参加黄州府府试,一名拒绝被强行搜身的考生饶汉莞被差役打死,又被抛尸灭迹,董必武和其他考生一怒之下包围了贡院,封锁龙门,冤单和揭帖布满了墙壁,使得里边的人供应断绝,最后抚台派兵舰来镇压,这次风潮才被平息。

  接着,董必武到武昌参加乡试,走到衙门前时,他好奇地朝里边张望,一名衙役突然揪住他,见他衣着破旧,土里土气,就以“窥探”的名义拳打脚踢了一顿。

  “按理说,这在别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触动很大,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董良羽说。

  “从此恨死当官人。”董必武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他挑起行李,弃考回乡,后又就读于武昌文普通学堂,留学日本,并在刘静庵所创立的日知会接触了《猛回头》、《革命军》和《警示钟》宣扬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书籍。

  激变在1919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格外重要,很多事都发生在这一年:之前的信仰遭到了挑战,新的出路也开始萌生。

  当时驻守利川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遭到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突袭。为了避免护国军之间相互残杀,蔡济民指示部队“宁死不开同室操戈之渐”,结果饮弹身亡。

  在靖国军中任职的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此事,并向各方提出申诉,但对于他“伸张正义、惩办凶手”的呼吁,孙中山却公开表示“毫无办法”,章太炎也只说了一点“安慰之话”。

  这与董必武第一次见孙中山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当时的董必武眼里,孙中山容貌秀美而文静,辩才无碍,鼓励他继续革命,从此他“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开始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路。

  “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靠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也无结果。”蔡济民事件的最终结局让董必武深感无奈,此时,他遇到阔别数年的好友詹大悲。

  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渔阳里,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曾是这里的房客,1919年春,詹大悲也成了这里的房客,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湖北潜江籍青年李汉俊。

  曾留学日本,精通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相较于孙中山的消极来说,与李汉俊的会面则是另外一番光景:4人天天见面,共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偶尔迸发激烈的争论。

  董必武一行人接受新事物的热情无法抵挡:日子困窘,詹大悲当了自己的衣服,甚至蚊帐都当了,只剩得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和我共用一件。”董必武说。

  董必武当时的困惑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

  李汉俊来了,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决定搞马克思主义。“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说。

  在后来的中共一大会议上,董必武与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

  “军阀打军阀”的路也被董必武抛到脑后,《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演讲里,董必武明确地说:“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这篇发表于1927年4月的演说,与同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点火在武汉

  “目前能够想到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这是董必武与上海的4位年轻人商议的结果,1919年间,董必武的角色定位是校董和报人,以便“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

  1920年,武汉的《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其内容是,一所新学校———私立武汉中学,已获得当局的批准,不久将正式成立。

  这所男女合校的新式学校一成立就轰动了整个武汉。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办者就是从上海返回武汉的董必武。

  办学校,是董必武的办报计划因资金问题“流产”后做出的选择。相较于李汉俊“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的观点,董必武更倾向于从目前能做到的实际入手。

  这年寒冬,董必武当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又跟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借了一点钱。因为经费不足,他还身兼多职,在武汉的各个学校任教,为了节省,除了过江时坐船,其余的地方都步行。

  私立武汉中学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校董。他带头不领薪水,还聘用了外甥张培鑫担任全校唯一的校工。在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人陆续加入后,学校一度发展为“武汉革命的中心”。

  1920年秋天,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成为全国较早成立共产小组的地区之一。

  董必武还坚持普及农民运动,在他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努力下,湖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与湖南相互呼应,并称为“两湖农民运动”,人称“南陈北李,两湖毛董”。

  在后来评价自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董必武曾说:“我有点火作用,潭秋把火搞大。”

  铁骨硬汉,反蒋抗汪

  “和他相处较久的党人,都知道董必武是个硬汉子,凡是谈到同当时反革命妥协的话,决不敢同他商量。”早期与董必武共事的人这样评价。

  在董良羽看来,父亲有一副“温和长者”的面孔,实则内心倔强,脾气并不好,一旦坚持,便没有人能动摇。

  1926年,董必武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可担负实际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大篇幅报道农民运动。

  当时在该报工作的沈雁冰回忆,他有一次到中共中央机关去,陈独秀跟他说,要改变一些办报的方针,少登一些工农运动的消息,以适应国民党。沈雁冰回来跟董必武说,董必武嗤之以鼻,恼怒地说:“不理他,我们办我们的。”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登报辞去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务,以此表示抗议:“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蔑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

  此时,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已经到处张贴着捉拿他的告示,以一万五千元悬赏他的人头。

  蒋介石也曾想收买过董必武。

  1927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时派人看望董必武。来人带着蒋的信件、照片、衣服和钱看望他,董必武看完信,将送来的中山装和现金退给对方,来人求他务必收下钱物,自己好交差,董必武说,“你回去告诉蒋司令,只要革命,我就拥护,不在乎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

  一贯反对董必武献身革命的同乡友人蔡寄鸥曾这样写道:“(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薪俸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但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敢说、直言不讳的董必武还曾在庐山会议上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

  【人物志】

  董必武

  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生于1886年,卒于197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0年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作为武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

  他挑剔那个时代,对当时社会制度存在的一切弊病不容忍,哪怕放弃功名,也要投身革命。

  他自觉地革命着,在众多“主义”中,他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一大上,他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

  追忆录

  “酱鸭捎给我 父亲很自责”

  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已经快50岁了,很多人叫他“董老”,父亲比母亲大了整整25岁,这种恰似两代人的婚姻格式,总会有人提出很多疑问,我也曾经怀疑父母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可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我的种种质疑逐渐消解,父亲和母亲是相爱的。

  父亲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时,有两位油画家先后各画了一幅父亲的半身像,两幅画都放在他们的卧室。一天我和妈妈正比较哪个更像父亲,当我还沉浸在画像的享受中时,忽然发现母亲已不在我身边,我回头一看,父亲正在亲吻妈妈的脸颊,妈妈微笑着,一切那么自然温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母间这种温情的画面。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毯上展开被单棉絮,预备做被褥过冬。我在一旁帮忙。那是一床大红底散着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聊,看到父亲走进房间,我问他被面好不好看,父亲说:“妈妈说好看就好看。”我告诉他,这是母亲为了他们的银婚纪念日做的,父亲听完哈哈地笑。

  父亲对我的教导一直非常严厉。我常跟人说,我很怕父亲,觉得他可畏多过可敬。

  父亲很少关心我的生活,但很重视我的学业,我小时候就让我背《正气歌》、《千字文》、《出师表》,只要他工作之余有时间,肯定强制性的给我布置课业,不完成不准睡觉。直到我24岁那年,父亲说了唯一一句关心我生活的话:“你已经24岁了,可以谈恋爱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大家都缺粮少肉。宋庆龄送给父亲一只酱鸭,他没舍得吃托人送给我,但后来他十分后悔,他说觉得心里很不安,别人吃不饱,我在那里吃酱鸭,影响不好。

  父亲晚年的时候,做的实际工作越来越少,但他对自己不放松,开始做一些别人不重视、不关注的工作,比如植树、沼气,我知道他不愿停歇。

  □董必武长子董良羽及长女董良翚的回忆

  纪念馆

  创刊题词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努力,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董必武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图为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所写的题词。

  半块毛毯

  1914年1月,董必武赴日本求学,母亲要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毛毯带走,董必武不忍心将毛毯带走,最后只好剪下半块带在身边,从此,这半块毛毯伴随他东渡日本,留学苏联,从长征到陕北,在国统区工作到全国解放,是他艰苦生活的见证。

  这半块毛毯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伟大历程

  过渡迈向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企业力量日益壮大;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成为农业集体化的开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已成熟,党中央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1953年6月,中央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要求。“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的话,体现抗美援朝硝烟初散、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之际,党中央改变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紧迫感。

  1952年,现代工业仅占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6.6%,重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5.5%。为改变这一面貌,中央决定在“一五”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五’工业建设成就,超过旧中国10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孔璞 湖北报道

  感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董必武思想研究会、董必武长子董良羽受访并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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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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