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位38岁的“新青年”携带一本由他创办的杂志《新青年》，意气风发从上海来到北京，受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今日文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叫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安庆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首倡民主与科学，作为编辑家、政论家曾办报刊数十种，20多岁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著有《独秀文存》。
从1917年至1920年，陈独秀生活、工作在北京仅仅3年有余，却让这座3000年城市、800年古都感受思想的强震，奋然迈向一个伟大新生。我们此番行走的落脚点与“行吟”的笔墨，都只限于他居京的日子。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三年可以做什么？三年可以产生怎样的影响？三年可以成就什么样的风景与怀念？且看“新青年”来作答。当一个生命的福祸与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衰产生密切关联时，我们便可称其为伟人。
直到晚年都自命“新青年”的陈独秀，携新思想的电闪雷鸣，掀新文化的狂飙飓风，擎民主与科学的旌旗奋进，反抗一切形式的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用他在京的1000多个日子，点化了5000多年华夏历史。
记得上学时，就常常听到“陈独秀”这个名字，但是老师和课本都宣布他为反面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弄不清陈独秀到底是何许人也。许多人见到他的照片也认不出是谁，我们不熟悉他的相貌和内心。
在那样特定的一个时期，历史，仿佛就是供后人随意涂抹的黑板，用粉笔写上什么便是什么。今天，我们才深刻地懂得，历史，是不会犯错的（只有人会犯错），因为有时间这道不留情面的闸门做最终的筛选和评判。
当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归于尘土之后，他的人格、他的作为、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仍然经得起后世的严格检验，仍然对现实社会和生活具有启迪作用，并值得后人永久记忆与怀念，我们便可以称其为不朽。陈独秀正是这样的人。
无名的箭杆胡同，寂寞的陈独秀故居
为寻找陈独秀故居，想必不少拜访者费了不少周折。只因它在今天北京文化旅游市场上名头不响，远不如雍亲王故居（雍和宫）、和珅故居（恭王府）、明珠故居（醇亲王府）等受追捧，甚至不如纪晓岚故居、郭沫若故居更走红。可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在全国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临近端午，骄阳似火。
出地铁天安门东站步行向东，南池子大街街口的三轮车夫拦住去路：“上车吧，带你到附近的睿亲王府（清初摄政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多尔衮府第）、和硕和嘉公主府（清高宗第4女旧宅）去看看……”“不去王府、公主府，就想去陈独秀故居看看！”“陈独秀故居？”——年轻、壮实的车夫用手摸了摸后脑勺，答不上话。
沿着京城夏日树荫最浓的街道之一——南池子大街北行，走到东华门前十字街口撞见几位交通警察。“请问去陈独秀故居怎么走？”——警察们摇了摇头。旁边一位穿背心乘凉的老汉用手一指：“那边！不远就是！”于是，顺北池子大街往北走，路东见一茶庄“御茗苑”，其侧墙标牌显示“北池子头条”。
进了狭窄的“头条”，向东数十米外，左拐，再进骑河楼南巷。沿小巷行数十米，右拐，便是心仪已久的陈独秀居住过的箭杆胡同。
在老北京的3000多条胡同中，若论长度，箭杆胡同与号称“一尺大街”的琉璃厂一带杨梅竹斜街有一拼，都不过20多米进深。
短短的“箭杆”，长长的思念。那“箭”，该不是丘比特的爱神之箭，而是陈独秀爱我中华的志士之箭、启蒙之箭。
古老中国的现代文化启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以一本《新青年》杂志为唤醒大众的暮鼓晨钟。而《新青年》杂志曾以箭杆胡同20号（原9号）陈独秀租住的寓所为大本营。编委会的编委们常在此聚会，商讨每一期刊物的文章选题，其中，除总编辑陈独秀外，还有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
自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提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并身体力行后，它开始走进校园，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正是在陈独秀入住箭杆胡同不久，杂志发行量从创刊时的上千份激增至一万六千份。
是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阐述“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呼吁中国之“卢梭、左拉、培根、狄更斯、王尔德……”一年后，作为呼应，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即在该杂志（1918年5月号）刊登。
沈雁冰曾说：“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页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奇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
鲁迅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在硬骨头鲁迅身上、文中，有着“前驱者”勇猛、刚烈、果敢、狂狷的意态。陈独秀有笔名38个，其一是“由己”，即不盲目“从众”之意；其诗曰：“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故居大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告示：“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因胡同太窄，想要拍一张完整的陈独秀故居照片都很困难，后背紧紧贴着对面墙壁，才勉强能将正面院门和石碑（标注“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收入镜头。
走进陈独秀故居，不如走进陈独秀的内心。走进这位“新青年”的内心，需要通过他本人火热、激扬的文字。不读《敬告青年》（发表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即新青年创刊号）一文，不知这位“箭杆青年”矢志为何，也不懂他创办《新青年》的目的：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为让青年们能担当起社会责任，明辨是非，做“如初春，如朝阳”之新青年，他直抒胸臆，“谨陈六义”：一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为“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为“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为“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为“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在文中特别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安详的北大红楼，激愤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寓居京华1年多后，故宫东北角儿所指、离箭杆胡同不远的沙滩一带，崛起一座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建筑——北大红楼（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历史上，人们称它为新文化思想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今天被开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陈独秀工作3载的北大红楼，位于京城一个以政治运动命名的大街——“五四大街”上。在附近一水儿灰色调民居建筑的衬托下，它像是一柄鲜红耀眼、热烈燃烧的火炬。岁月的尘埃掩盖不住它逼人的气势和锐利的锋芒，盖因“独秀”为其增光。
门口，出示身份证后便可免费领取参观券。除周一闭馆，全天开放。管理员说，一进入5月，参观的人逐渐多起来。果然，一拨儿又一拨儿穿着蓝白校服的中学生，让寂静、安详的红楼充满了青春气息。原本设在二楼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办公室，为便于观众参观，现已被挪到一楼。屋内的办公桌椅摆放照旧，一尊陈独秀铜像器宇轩昂地站立，陈列的北京大学聘书、《新青年》杂志、《独秀文存》、《北京市民宣言》（中英文对照）以及陈独秀带有汉魏风骨的苍劲书法真迹……使人感到这位不老的“新青年”仍在释放他不竭的生命能量与活力。
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比李大钊大10岁，比毛泽东大14岁。陈是文科学长，李是教授、图书馆馆长，毛是图书馆助理员。他们三人同时在这里上班，同时忙碌在这座红楼，同时思考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之良策是怎样一种景致？赋予中国历史怎样一种意义？留给后人又是怎样一种心情与思索？况且，这里还留下蔡元培、胡适、鲁迅等身体或思想的深深印迹。想必神州大地再也找不到一座楼宇，能像红楼一样具有如此巨大的精神魅力。
1918年12月，正是在这座红楼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在中国新闻史上值得一书的《每周评论》周刊（在1919年8月被北洋政府查禁前，共出版37期），所发文章多为带有犀利锋芒的政治、文化时评。
《每周评论》的办刊目的，是与《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前者注重政治探讨、批评时事，后者侧重理论研究、阐明学理，两者被称为“孪生兄弟”，就连撰稿人都大致相同。陈独秀的学长办公室，就是周刊的编辑部，发行部则选在陈独秀的同乡会馆——安徽泾县会馆（宣外米市胡同79号），编辑同仁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凡参与办刊者，每人奉献5块大洋，用作筹办经费。5块大洋，大约为陈独秀月薪的60分之一。陈撰写的发刊词中八字宗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表达了当时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每期头条言论，皆由署名“只眼”的陈总编操刀。在其“名著”栏目中，曾刊登《共产党宣言》节译。
舆论为运动之先导，《每周评论》为“五四”之先声。
陈独秀以笔为剑，直指帝国主义强权：“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同样，他对国内的北洋军阀政府亦不留情：“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
繁华的“新世界”，
不朽的“市民宣言”
人生在世，总是先有一个疑问，才有行走解疑的欲望。3天前——92年前的3天前，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了，被北洋政府关进监狱，一时全国舆论哗然。陈独秀到底是在哪里被捕的？他被捕的地点，可是京城历史文化的一个闪光点。陈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目前，各种版本的文字记载，几乎一致认为陈是在前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但事实上，“新世界”离前门很远，准确地说，“新世界”位于虎坊路迤东、万明路与香厂路两路交叉口，是1917年由英国人麦凯设计、仿照上海“大世界”格局、北洋政府京都市政公所所建、当时北京新市区地标——全城最高的建筑。“新世界”高七层，影剧厅、娱乐厅、中西餐厅、购物商场、屋顶花园等文化休闲设施一应俱全。
如今，站在万明路与香厂路交叉路口，只能见到一座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建筑遗存，即西北角儿、建于1918年的东方饭店遗迹。而东北角儿、高大的“新世界”早已灰飞烟灭，在其遗址上，建起今天的张一元天桥茶馆，以30元至60元的门票招待客人。茶馆门口，立有说书人铜像。这说书人铜像要是换成陈独秀铜像，或许更与这里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历史事件相吻合，也更能启发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的怀想。
为探明陈确切被捕地点，只好走进现存的“古迹”——东方饭店。
大堂里，见到热情的前厅部主管张国红。她引我来到挂牌“陈独秀”的205客房，并介绍说：“陈独秀曾是东方饭店的常客。他在当晚，携带《北京市民宣言》，与北大教员高一涵、王星拱等，先在我们饭店用餐，然后到马路对面的‘新世界’散发传单，号召市民反对巴黎和会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白衣白帽登上屋顶花园，向一层露台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抛撒传单，被便衣警察发现、跟踪，在走出‘新世界’，来到东方饭店门前时被捕。”
此前看到的陈被捕的版本，都说他在“新世界”三层、或四层被捕，但根据常识分析，秘密警察很会选择抓捕地点和时机，在人流相对稀少的东方饭店门前实施抓捕，该比较靠谱。
陈散发的、由他亲自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饱含其一贯主张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一篇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历史文献：“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性格与人格，正如他其它文章中所表示：“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愿，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本报记者 彭俐
本版图片除资料片外 均为彭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