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渠创办利群书社，立志通过行动改造社会。参加共产党后，他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作者：金锐 王金花
唯一遗物
唯一照片
1920年大年初一，武昌胡林翼路十八号，一家书社在鞭炮声中开张。
没有醒目的牌匾，经理李书渠写了一张纸条：“利群书社”，贴在门外，就当是招牌。
与一般书社不同，这里伙计和老板穿长衫参加体力劳动，“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打烊后，他们围在灯下一起学习，各自自省，并填写“自省表”，检查当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并对自己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李书渠等“利群书社”的年轻人则企望以这种方式改造社会。
开“另类”书社 立志改造社会
“书社成员从书报营业到膳食制作，一律自己动手，晚上便围灯而坐，促膝自省，检查自己一天里的所言所行。”
这是恽代英和李书渠制定的“利群书社”自修制度。
1919年秋，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改良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引起恽代英等人的兴趣，遂成立了这个类似“新村”团体，聚集一群有共同志向的青年，希望通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实现用改良手段构建“伊甸园”式的“未来之梦”。
此时，刚从武昌勺庭中学毕业的李书渠，接受恽代英的邀请，共同创办“利群书社”。
一些年轻人平时在家里很少干活，利群书社的饭常是烧得夹生或焦黑，但是自己劳动所致，社员们也吃得香甜“可口”。
这个书社另一特点就是售卖《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马列著作，还有《星期评论》、《时报》、《晨报》等进步书刊；同时还销售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
第一天大年初一，卖了80文，第二天卖了40文，第三天只卖了20文，他们没有泄气。
第四天卖了500余文，第五天卖了2000余文，“有两串进账了！”他们很高兴。
李书渠“改造社会”的期望可以追溯到儿时。叔父和同族的人在武昌凯字营从军，每年寒暑假都会带李书渠到军营玩。
那时汉口各租界的外国人在街上横冲直撞；停泊长江的外国军舰，常动枪开炮杀害无辜；外国水兵经常上岸，胡作非为。这给幼年的李书渠留下深刻印象。
辛亥革命爆发时，10岁的李书渠挥剪断辫，还给其他的小伙伴剪了辫子。
他还组织了一支童子军，跟在起义军的队伍里去查街，查扣清廷的遗老遗少。
由于在利群书社的杰出表现，李书渠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崭露头角，他作为团的发起者之一，向参会的另外17人报告团的章程。
此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决定在武汉地区发展党员，并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李书渠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痛批“曹锟变脸”领导罢工运动
1921年的一天，李书渠脱下长衫，换上一身工人衣服，扛着行李铺盖，来到武汉徐家棚铁路工人的宿舍。
这是他加入共产党的第一项任务：参与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曾回忆，通过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一所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他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又联系上孙镜芳的弟弟孙叠芳，他是个工匠，又有厂长弟弟的身份，还是师傅，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支持后，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李书渠、孙瑞贤则担任国语、算术教员。白天教孩子们识字，普及宣传知识，夜晚则为工人开办补习班。
“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一所学校，好像是沙漠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包惠僧曾回忆。
当时，粤汉铁路局局长是天津人，欲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拉拢北方工人参加，企图与工人俱乐部抗衡。
李书渠用一个故事来驳斥铁路局长的言论。
有一位工人是曹锟的同乡，青少年时期还是朋友，一起做过卖布的小生意。后来曹锟当了两湖巡阅使要来武汉，这个工人去找他，想叙旧，谈谈儿时的友谊，哪知曹锟闭门不见，让卫兵把他轰了出去。
“天下工人是一家，军阀政客不会和工人成为朋友”，这个直白的理念获得了工人的认同。
那段时间，李书渠常住在徐家棚，还担任工人俱乐部文书工作。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包惠僧和李书渠等人认为，主要的工作对象还是京汉铁路。
动员工人的同时，李书渠还主编了《武汉星期评论》，并任《全民通信》社编辑，报道工人运动消息。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李书渠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负责联络工作。二七惨案后，李书渠成为吴佩孚通缉的对象，无法留在武汉，辗转至江西安源参与罢工。
冒死举报“反共行动”
在李书渠之子李世立眼中，父亲外表温和老实，骨子里却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尤其是年轻时，好义气用事。他认为这也是造成父亲脱党的原因之一。
1926年春天，张国焘找到李书渠，让他去恢复京汉铁路上的郑州工运。
李书渠不赞同，他考虑的是，郑州铁路上的许多工人都认识他，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使得张国焘很不满意，从此不再来找李书渠。
“他不来找我，我也不会去找他。”李书渠回忆往事时，曾对儿女称，这是自己一时负气的想法。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李书渠曾说，自己虽然脱党，但对共产主义信念丝毫未改变，“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了，但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书渠说的不是一句空话。
北伐战争胜利后，李书渠回到湖北。
1927年初，包惠僧被任命为国民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邀李书渠到该部任宣传科长。初夏，包惠僧离开部队驻地宜昌去武昌，政治部主任由李书渠代理。
不久，夏斗寅叛变。
5月初的一天夜晚，部队紧急向沙市转移。到达沙市，李书渠判断夏有异动，马上派一名科员秘密赶到武汉，向总政治部报告情况。
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叶蓬对李书渠说：“我们已经决定反共，向武汉进攻，你赞不赞成？赞成就委任你担任政治部主任，不赞成就送你盘费你回家去。”
李书渠回答：“我不担任政治部主任，不跟你们一路。”
随即，李书渠被捆，关押到嘉鱼县县政府。
一周后，嘉鱼县县长相助，李书渠只身回到武汉，迅速向武汉国民政府汇报，急调叶挺的部队抵御。
1928年，济南惨案后，李书渠提笔做革命的刀枪，以李海士的笔名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完全是一凶猛的侵略史。”
1930年，李书渠在上海遇见陆沉，陆沉拉他加入托派，李书渠看到托派的宣言和文章都是反对共产党的，于是拒绝参加，并疏远了陆沉。
包惠僧也曾看李书渠生活清苦，要他去周佛海那里，也被谢绝。
1947年冬，李书渠重新入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人物志】
李书渠
湖北天门人，生于190l年，卒于1976年。1920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在武汉病逝。
他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者，曾亲身参与发动罢工，也曾在幕后提起笔做革命的刀枪。他因“改造社会”的宏愿入党，又因性格刚直、不受拘束脱党，最终又重新入党。
追忆录
李世立，李书渠之子。
1949年，解放在即，生活在武昌的我们，突然要搬家。这是父亲做出的决定，离开武昌，搬往汉口。
我们一家12口人，离开了在武昌的房子，开始在汉口颠沛流离的生活。幸而父亲交友广泛，他的许多国民党朋友离开后，留下了空房子，我们就今天住这家的房子，明天住另外一家。
为躲避国民党 举家迁往江北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传来消息，共产党与国民党可能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而汉口属长江以北，武昌属长江以南。此时我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父亲极少在家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我记事时，父亲在湖北省民政厅（国民党）做事，偶尔他在家与不认识的叔叔商谈事务，有时突然有一位牵着大狗的国民党叔叔来找他，母亲就会搪塞，说父亲不在家。
我并不清楚父亲行为的意义，成年后我猜想，父亲当时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做一些地下工作。
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就算脱党后，他也对得起自己当初的决定。
他对于这件事情，一直认为是自己年轻气盛做出的不成熟的决定，这也是他的一块心病。我则认为，父亲虽然容易与人相处，但一旦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嫉恶如仇，所以才导致脱党。
后来再入党，父亲对自己在党内的工作，非常重视，拼命完成，可能也是一种弥补的心理吧。
记得“文革”时，我看过父亲写的检查材料，他说他为了家庭，为了子女，没有去延安，心里很难过。
父亲的确为家庭牺牲了很多，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要维持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很不容易。当时父亲去恩施工作时，接受了一份以粮食为薪酬，没有薪水的工作，这样就能够保障一家人的生活了。
他是一位极为温和的父亲，在我们家，孩子们通常怕妈妈，而不是爸爸。父亲吓唬我们时，手举得很高，喊着要打，最终手还是轻轻拍在我们的后脑勺上。
他也是一位开明的父亲，从不对我们的喜好做出干涉，尽量以我们的意愿为前提。当时他外出后带回来各种书籍，通常按照孩子们的喜好分发给大家，我爱好文学，这方面的书是给我的，另一个弟弟爱好美术，那些书则给他。口述：李世立
纪念馆
唯一遗物
李书渠曾经以“李汉石”的笔名撰写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后印刷成册，此为复制品。“文革”时期，众多回忆录及资料被清理，后人从网上看到有人出售这本书，遂买来数本。这也是李世立家中唯一留存的李书渠的遗物。
唯一照片
如今，湖北武汉、天门等地党史办，李书渠（又名李伯刚）的研究资料只有数页，没有故居，没有纪念馆，只有唯一一张照片。
伟大历程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
1992年春，在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犹如声声春雷，起于南海之滨，响彻神州大地。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至今仍发人深省。
“小平视察南方途中，我多次听到他讲过‘不争论’。”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说，“我理解，小平同志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当时有不少争论，还相当激烈。”
陈开枝记得，当年在深圳国贸大厦上，邓小平指着窗外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陈开枝说，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使中国冲出了“姓社姓资”观念的束缚，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路逐渐清晰起来。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措施。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写入其中。6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
1992年金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报告把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称为“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而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赵月若雪 湖北武汉、天门报道
感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中共天门市委党史办、《李柏刚》传记作者赵德顺、李书渠之子李世立受访并提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