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外景（资料图片）
西花厅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位于中南海大院的西北角，因其在中南海所处的位置而得名。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
★周恩来在此生活了26年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作为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也居住在那里。由于周恩来每天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于西山和城区之间，每天在路途上所花的时间很长，因此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住的院子是丰泽园，1949年11月，他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后来在邓颖超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
★西花厅曾经历三次小修
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在《西花厅岁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她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时的情景。“西花厅离中南海西北门很近，两扇青灰色的大铁门在院子里显得很不起眼。”“西花厅静悄悄的，门口的警卫室和车库都是一色的青砖老房子，院里林荫指路，让人感到特别清爽舒服。”
因年代久远，50年代的西花厅建筑已显得有些陈旧。1959年初，周总理出差在外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大姐也没在北京，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就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以现在的水准看，当时的维修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粉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换了室内的灯和窗帘。”赵炜回忆，维修后的西花厅焕然一新，但周总理回来一进门就怔住了。他十分生气，把那几位主办的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让把原来的旧东西换回来。
西花厅的第二次维修是在1965年。这次也没有大动，只是把那些年久失修漆皮剥落的木柱和房檐油了油，因为周总理有话不让大修。西花厅的第三次修缮是在1982年，那是因为1984年日本有一个3000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有100人要到西花厅拜见邓大姐，所以就把房间里外都粉刷了一遍。
★西花厅里不许叫首长，不准称指示
1961年5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高振普谈话，要他到西花厅为周总理工作。高振普告诉本报记者，西花厅里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单位，大家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相互之间都以姓名相称，平时很少叫职务。当时童小鹏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大家很少叫他童主任，都是叫他小鹏同志。这样相互的称呼，谁也不认为是不尊敬，反而觉得很亲切，缩短了部级、局级、处级干部与服务员、厨师之间的距离。大家相互支持，把围绕着总理的工作看成是一个整体。在西花厅，大家对周恩来总理都习惯称呼“总理”。
“总理是不准许我们叫他‘首长’的。有的同志初次见到总理，很习惯称呼‘首长’，总理马上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高振普还记得，凡是总理交办的事，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不准许冠以“指示”二字。“不准用‘指示’二字是很有道理的，‘指示’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总理不把他说的话看成是‘指示’、‘命令’，是要让办事的人有所思考。”高振普说。
“文革”前周总理夫妇偶尔会邀请一些朋友、同事到西花厅来做客小聚。比如老舍夫妇、林巧稚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那段难忘的时光。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