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李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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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赠言“做官不如行医”
2011年6月14日,江苏无锡，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七位人士颁发了“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其中83岁高龄的女士李若梅，将父亲李其芳的40件珍贵历史遗物捐赠给国家。
李若梅是我的堂姐，李其芳是我的大伯。我的祖父原是在北婆罗洲(今东马来西亚的沙巴)传教的牧师，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北婆罗洲出生和长大的。
尔后，他们先后到上海读书，后均获公费学额负笈德国，都取得博士学位，伯父学医学，我父亲则学军工。伯父毕业早回国也早，赶得上为孙中山先生效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年仅22岁的伯父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起义战事救护工作，他受中华民国军政府总监察刘公的委派，利用自己医务人员的身份，出入于清军之间，劝降清兵。他劝降了清朝军官、医官、电信官等60多人，士兵1200人。被黎元洪授予功勋卓著嘉奖执照和武昌起义纪念章。
伯父担任了孙中山大本营医官，曾为孙中山先生及夫人宋庆龄看诊，还经常给张静江﹑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李烈钧﹑张发奎等民国政要治病。孙中山先生赠他一句诤言:“做官不如行医”。
抗战前10年，伯父受聘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第二医院主任(今称“院长”)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伯父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我父亲则奉命到香港公干，负责验收和转运抗战的军备物资到内地。兄弟俩从此天各一方。
若梅姐15岁那年到美国留学去了。日本投降后，伯父淡出政坛，1949年冬回到北婆罗洲悬壶济世。1953年去世，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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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父亲的珍贵遗物回家
1978年春，若梅姐从美国带着长女回华“寻根”。在祖父的墓碑镌刻着的“族谱”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1979年夏，李若梅教授作为生化专家接受广州中山医学院的邀请，回来讲学。同行的是她的义妹梁丽山女士，她们在洛杉矶建立了“中美文化交流学院”，促进中美民间文化交流。
若梅姐告诉我，她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40件父亲的遗物从北婆罗洲回到香港，她赴港接母亲到了美国。数次大迁居中，她都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遗物保存着。
1980年她定居广州，并把父亲的遗物带回了中国。在广州，她和梁丽山到祁福医院当“义工”，认识了心内科专家孙家珍女士，经孙家珍介绍，又找到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何季元。
何季元先生帮助联系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该馆先后接收了李其芳先生的纪念章﹑委任状、文凭、信函﹑聘书﹑执照等多种类型的文物共40件。
经广东省文物鉴定专家鉴定，其中的武昌起义纪念章、护法纪念章、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纪念章等,流传世间的真品己屈指可数。而最为宝贵的是李其芳于1924年8月就职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的委任状以及信封、封套。那时，军校刚刚成立两个月。
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委任状极为罕见，存世已知的仅有何应钦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的委任状，现存台湾省“国军历史博物馆”里。李其芳的委任状是第二件,文物价值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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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的
“国父墨宝”
2010年6月18日,黄埔军校建校86周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李其芳先生文物捐赠仪式暨文物专题展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与文物相关的资料，对李其芳先生的重要资料进行了考证，基本还原李其芳的生平脉络，让文物可以“说话”。
1924年4月，孙中山手书推荐信一封，介绍李其芳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治病。李其芳大胆采用新药牛奶精注射，治愈了张静江的半身不遂之症，张感激不已，在给孙中山的回信中极力赞扬李其芳的医术。
1924年8月，黄埔军校发生火灾，烧伤十多名学生，李其芳奉孙中山之命进行医治，学生们很快痊愈。校长蒋介石因李其芳医术高超，坚持聘请其为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当时,李其芳身兼任孙中山大本营医官、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粤军后方医院院长数职，时常在黄埔军校留宿，蒋介石把校长室让给他休息。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电召李其芳入京，胡汉民也催促他立即赴京。但李其芳乘轮船刚抵上海，便传来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噩耗。3月26日，汪精卫致函李其芳，谈及孙先生逝世后的一些事情安排。李其芳到北京后，前往中山公园吊唁孙中山先生，并到铁狮子胡同拜见了孙夫人宋庆龄。
孙中山任命李其芳为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的任命状，乃孙先生亲笔手书，盖大元帅府的红色印章。这份手令曾经遗失。1945年李其芳的朋友张弛将军，率部到江门接受日军第130师团近藤新八部投降时，友人把这份手令作为“国父墨宝”赠送给张。1949年3月，张弛把手令“转赠”李其芳，才得以“物归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