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双百方针”的试验场(2)

　　昙花一现的解冻

　　青岛会议后，“摩派”与“米派”一家欢喜一家忧。

　　喜的自然是“摩派”。会后，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遗传Ⅰ、遗传Ⅱ两个教研组，沉寂数年的摩尔根学派开始与米丘林学派平起平坐，齐头并进。

　　忧的是“米派”。它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现在两派平等了，而在平等条件下，无论是学术地位、研究水平或在国际上的声誉，“米派”都竞争不过“摩派”。

　　但青岛会议给国内遗传学界带来的解冻，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和李森科在苏联的二次上台，国内摩尔根学派学者很快就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从美国回来并在青岛会议上踊跃发言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才真正走向正轨。

　　对于这次青岛会议，当年的与会者们后来做了很多反思。摩尔根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北大生物系教授李汝祺在1986年回忆青岛会议时指出：“主要缺点是两派各讲各的，各鸣各的，没有什么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学术问题。”

　　黄青禾认为，当时与会者的发言有折中倾向。有些学者说，李森科派注重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摩派”注重实验室研究，两派的长处都值得学习。于光远的讲话也称，两派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他说，当时确实是那样认识的。

　　“现在已经证明了，李森科学说基本上就是伪科学，当时的说法还是和稀泥。”黄青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正如谈家桢后来所说：“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无知的纪念碑。”

　　多年过去，如今中国的米丘林学派已经自然消亡。在经过了李森科闹剧以后，被分裂的中国遗传学终于重归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