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不论陆战、海战都一败涂地，致使被迫签订了割国土赔巨款的《马关条约》。在国人义愤填膺、追究战败责任的声讨中，黑暗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竟功罪颠倒，惩罚功臣、放纵逃将。
本期阵眼
一支军队要有强大的战斗力，定要赏罚分明，奖惩服众。而像晚清政府这样赏罚不当，治罪不公，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吧？
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一败涂地，清廷自然要对海陆战的将领论功罪行赏罚。可清廷失之公道，对功臣埋没其功，反究其过；而罪孽深重的逃将、败将，则未被追究责任，予以严惩，让其逍遥法外。治军如此不力，集中暴露了清廷的黑暗和腐败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功臣】
徐邦道
屡挫强敌反遭革职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深刻指出：“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其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赏其心也。 ”当赏不赏，是阻止善行；当罚不罚，是姑息养奸。清朝吉洪亮进一步阐明了赏罚不明、不公的严重后果：“有功而使无功者受其赏，则有功者解体；有罪而使无罪者代其罚，则有罪者益恣。 ”
甲午战争的整个陆战中，清军逃将、败将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而慷慨赴敌、英勇善战、屡挫强敌的徐邦道可谓是难得的英雄人物，主要表现在主动领兵保卫金州重镇、在石门子布阵阻击日军；特别是在土城子阻击战中，由于他的部署，使这场战役成为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日军被迫承认土城子之战的失败，是对“日本军队最有效的刺激良药”，表示今后对清军“决不能妄加蔑视，战阵必须慎重戒备”。而当旅顺口失陷后，徐邦道率溃卒走金州依宋庆。不久清廷下旨，将其褫职。褫职，即剥夺职务，革职之意也，大功臣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1895年1月10日，日军攻盖平，宋庆令徐邦道率军往援，军未至而盖平已失。徐邦道与章高元合力反攻，未克。2月21日，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宋庆调徐邦道拱卫军进攻大平山。之后，又与湘军吴大澂等五攻海城，均不克。 3月5日，日军发动辽河下游战役，徐邦道率军在牛庄、田庄台继续抵抗。 1895年4月，辽阳告警，依克唐阿奉调援辽，徐邦道率军同行。到防不久，中日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徐邦道强扼内心的痛楚与悲愤，仍坚持修垒练兵，不辞劳瘁，以致积劳成疾，病殁于阵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徐邦道仍以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为念，遂口述遗言，上呈朝廷。在遗言中，徐邦道直陈利弊，呼吁振奋。他根据自己力守金旅、转战奉省与日军作战的实践，指出：清军失败，是“震慑于洋队，不肯死斗”，“往往前敌交绥而后军先退，彼军接仗而此军旁观”，“甚至距敌数十百里，未见贼影，未闻炮声，一听谣传随即逃溃”。深感参战清军“主帅无严明划一之合，将领无忠勇刚果之心，士卒无团结亲上之义”。他恳请朝廷“急筹水师，慎选将帅，力图自强”。他认为，“将帅必有爱国之心而后乃有忠勇之气。不贪利则士卒归心，能自勇则众人奋志”。遴选这样的将帅统率军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希望“皇上严饬(整顿)内外臣工力致富强。持之以恒……共致中兴”。并希望“与外国交涉勿事迁就”，“国家怀柔不宜太宽”。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清政府实行的主和避战政策的不满。他念念不忘“身受国恩，涓埃未报”，“生不能破敌以报朝廷，死亦当毅魄以酬恩遇”。其爱国之心，灭寇之志，怎能不令后人感怀！
徐邦道生前坎坷，而被以功当罪，郁郁而死，实令后人唏嘘。虽然在他死后诏复原职，并赐优恤，但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获得正名，致使留下“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
王书翰使
被俘后曾撞石自杀，一直未得正名
另一位蒙怨受屈、未彻底正名的英雄，便是金州副都统连顺幕府派遣的送机要信件不幸落入敌手而宁死不屈的王书翰使。他的事迹，最可靠且有史学价值的是日人《日清战争实纪》中的记载：(4日)为了切断敌军的通信联系，当天斋藤德明少佐向通往复州的道路上派去了骑兵一队，途中俘虏了敌军一骑兵。带回后经审讯和搜查，发现是从旅顺口携带数十份手写书简前往复州的。其中有敌将书信一份，内容谈及有倭寇约1000人前来袭击。由此可以得知是从旅顺返回复州的通信兵。当把他绑起来押到支队以后，他乘卫兵不备，以头向带尖角的石头上撞去，企图借此自杀……
研究者认为，上述日文资料所记载的被俘的中国兵即是王书翰使。其被俘并触石的时间，应在1894年11月4日下午。
关于此事，日本记者龟井的日记中也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王书翰使的真实名字可能叫王清福，24岁，复州人。因其后来是被“拉着”入日军刘家店野战医院的，故知额头之伤势较重，并可见他拒敌之诱骗、自杀之坚决。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分析，王书翰使死于刘家店野战医院的可能性极大。龟井说日军少佐对其“劝说”后，王“感泣”“跪拜”，全是虚构和瞎编的，因为他碰石自杀致重伤在先，已生命垂危，怎能“感泣”日军？但也因为这种胡编乱造，致使王书翰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顶着“叛徒”的黑锅，一直未能得到正名。
【罪臣】
卫汝贵
逃将被判死刑，但并未执行
李鸿章麾下的陆军将领卫汝贵，是安徽合肥人，与李同乡。卫汝贵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奉令上前线，其妻给他写信说：君起家戎行，位致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年六十)，勿当前敌。“贤内助”不仅想得周到，规劝及时，而且是位才女，用语委婉体贴。丈夫还未上前线就提醒他：先要想到现在的统帅之位，家“饶于财”是来之不易的，既然已捞足了，理应享福，安度晚年，所以要多为自己和家庭考虑，让别人去冲锋陷阵，躲在后面保全性命为要。卫汝贵的畏葸善逃跑，当然不能全怪他妻子的信，问题在于这位“饶于财”者，生性本来就怯弱，战中未见敌军影踪便逃之夭夭，当然没有危险了，战后论罪虽判死刑但并未执行。
李鸿章
总指挥失职只获“薄惩”
旅顺失守，朝野震惊。李鸿章于1894年11月23日晚得知旅顺失守消息后，连夜报知总理衙门。光绪于次日得知旅顺失守消息后，随即颁发上谕说：李鸿章电，旅顺失守，览奏曷胜愤懑！该大臣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深堪痛恨。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以示薄惩，而观后效，刻下逆氛益炽，各海口处处吃紧。著李鸿章迅即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不准再事迁延，致干严谴……
通缉逃将
说捉却一直没捉到，只为掩人耳目？
战后，赵怀业、卫汝成、黄仕林3人潜逃不现。 1894年12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得到卫汝成潜逃到济南的消息后，马上致电济南藩台汤聘珍说：顷闻旅顺逃跑之统领卫汝成坐轿车赴济南等处，望即密拿，如有人拿获，赏银叁百两。并请排单知会泰安府查拿。1895年2月16日，清廷颁发上谕，“查抄”3人家产。尽管如此，清廷始终未能捉拿到赵、卫、黄3人。笔者对这几个罪恶深重的逃将“始终未能捉拿到”就不了了之感慨不已。他们逃到、藏到哪里去了？若是出国往加拿大或美国，那时未有直达飞机；逃往月球，阿波罗飞船还未制造出来。事情很明显，“捉拿归案”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吆喝一阵子，风头过后便万事大吉。
龚照玙
本定斩，但后出狱还乡
败将藏匿、逃走蔚然成风，龚照玙倒没有逃，这一点还算硬气的。 1895年2月18日，刑部将对龚照玙的审讯结果上奏清廷。同一天，清廷批准刑部对龚照屿的处理意见，并颁发上谕说：刑部奏遵旨严讯革员……龚照玙按照律例分别拟定罪名，请旨遵行各一折……已革道员龚照玙，均照该部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龚照玙秋后未能被处决，后因“运动得法”，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出狱，次年南归安徽故里。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龚照玙一案，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似都应是一件冤案。 ”因龚照玙不是“防守要隘”的“文武员弁”，更不是“统带重兵”的大员，而仅仅是一国营军工企业的厂长(“总办旅顺船坞”应是厂长，“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应是虚衔)，无防守旅顺之责。一些研究者认为，旅顺之失，龚照玙成了替罪羊。
一家之言
胜败乃常事，逃将不可忍
笔者对上述言论，有赞同之点，也有不敢苟同之处。谓“龚照玙一案应是一件冤案”的断言尤觉欠妥。龚照玙以道员身份任旅顺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代北洋大臣节度，“尽护诸将，实际隐帅旅顺”。不管是虚位还是实职，龚理应尽责尽力，与诸将同心协力，尤其应做好协调和联络工作，不应最早便逃之夭夭。败将究竟为何而败，要作具体分析。胜败兵家常事，尚有虽败犹荣，不能“唯败问罪”。但统兵打仗可以“败”，不可“逃”，故若是逃将定要问罪。逃将之中，最可恶的又是率先逃走，动摇军心者。龚照玙便是个典型。
甲午战争无论陆战、海战，打了那么多败仗，出了那么多败将、逃将，但真正被问罪、惩办的屈指可数。海战中被处斩的是方伯谦，陆战中受审定刑的是龚照玙。这就失之公道了。法律的基本点和要求是公正与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的惩办，有的放纵；有的严惩，有的宽恕。若如此，必会使受惩治者不服，大叫其屈。笔者对方伯谦一案的基本观点也是如此。
本报特约撰稿陈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