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画家》，
（英）石黑一雄著，马爱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若论及对“嫁女”题材的挖掘与讲述，小津安二郎大约可以拔得头筹，其《秋刀鱼之味》、《晚春》等电影作品以舒缓的节奏、无技巧的技巧，使极简的影像中开出完美的花，美学意蕴得以充分绽放。小津对“嫁女”故事的情有独钟，是因为其关联着婚姻、老境、孤独与死亡，他抹去外部的社会问题对人物的束缚，着重探究内心的波动与挣扎，显然是其创作的追求。而小说家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中以“嫁女”为故事轴线，却与小津反其道而行之，处处落笔于外在的世界对婚姻的关涉，乃至于时代的风云与国族的命运亦在其中了。
《浮世画家》中，战后日本一片萧索，画家小野正为女儿的婚事发愁，本来好好的事情却出现了障碍，而问题似乎源于自己以往的社会工作。于是，为了女儿未来的幸福考虑，小野努力奔走，消除隐患；同时，过去几十年的学画经历、故友往事也在小野眼前交错出现，这浮世的暗影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石黑一雄以小野为叙述者，非线性的脉络织就一张回忆之网，思绪流动如溪水，避重而就轻，凡遇关节处，总是引而不发、轻轻闪过，跳到似相干若无意的别件事上去。石黑一雄如此的处理，也是在暗示着小野的异样心态，在一个暧昧的国度，对往事悔悟也好，坚持也好，或许都可归于表面的遗忘之中。
简而言之，小野是昔时日本军国主义的追随者，他是画家，用自己的方式为所谓的信仰摇旗呐喊。战后的日本，否定了他曾经的理想，社会主流对其避而远之，女儿的婚事受挫似乎也与此有关。对往事，小野也在反省，但反省得如此暧昧、如此不彻底让我们这些受害国的国民十分不解与愤怒。小野一面在道歉，一面却认为自己当初因理想而信仰，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可以想到一个词：普通法西斯。小野的可厌在于，他以信仰之名去玷污公平与正义，以个体的所谓尊严践踏人性的善良与悲悯。
在小野的心里，大约有着成王败寇的暗流，战败了，就勉为其难地承认部分错误，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小野真正的心思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暴露无遗，“我们没必要过分责怪自己，我们至少为自己的信念而尽力了。只是到了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是没有特殊洞察力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时代做芸芸众生，算是我们的不幸吧。”这种态度让我想起了一部日本电影《萤火虫之墓》，对战争中的本国平民悲剧性生活有着自哀自怜的切身表述，却全然忘却给别国带来的巨大伤害，似乎“信念”二字足以消弭一切。
小野的学画经历中，我们也可发现那信念流变的吊诡之处。小野师承画家毛利老师，信奉“有希望捕捉的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具有一种“虚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而在后来的时代潮流中，小野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主题显豁、不乏直接粗暴的绘画风格。这前后的美学特征差别如此之大，即为两个极端，暗合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日本民族性中“菊与刀”共存的特性。从事艺术工作的谦和君子与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小野自可将两者糅合到一起，绝无不适之处，且认为是自己的职责。
当事人在有限度地反省，而其余的芸芸众生在急切地遗忘，确实将沉痛的历史当作了“浮世”中的烟云。事实上，没有人是全然无辜的，军国主义狂热盛行时，这个民族整体陷了进去，虽没有如德国市民那样成为“打劫者、诽谤者、杀人者”，但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是见诸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结束，“芸芸众生”闪身一退，重新变为好国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浮世画家》中，那个傻子的存在是个莫大的反讽，战时大唱流行赞歌被大家夸奖，还有食物送给他，而战后傻子依然表演，却被众人追打。市民们对傻子的攻击其实源于对自身的不敢正视，急于撇清过去是许多人的当务之急。过去的过去了，赶快遗忘是上上之策，若有人还来提醒旧事，就要想办法对付之。
对待往事，小野的弟子绅太郎的态度具有普遍性。绅太郎在战后想得到一个工作，请小野给委员会写一封信，小野不同意，“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地面对过去呢？……也许当今世界对你的作品有不同的观点，但你不需要用谎言替自己开脱。”绅太郎辩解，“如果退休了，自然可以静思冥想。可是我生活在一个纷扰的世界里，要想得到这个职位，有一两件事我必须处理好。”小野尚有“信念”，而绅太郎显然抱着更务实的态度，当然这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相较之下，小野就是固执的，他要“勇敢地面对过去”，似乎想要以未来证明自己，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警钟。
若将《浮世画家》与反思德国纳粹的一些作品比较，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后者多有对“平庸的恶”与“极端的恶”十分深入的剖析，尖利不留情面，甚至怪诞而诡奇。《浮世画家》就温和多了，石黑一雄总是在闪躲与反讽之间徘徊，叙述平静，无太多波澜。他笔下没有真正的恶人，似乎也看不到全然无缺陷者，人性的微妙在含蓄的文字间流连。我们未必能一眼识穿作品中人物的深重心机，但正是在这样的抽丝剥茧中，一股透心的凉意渗透开来，让我们反顾并不遥远的过去，且将目光投向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未来。遆存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