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解读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邱捷
穿越百年历史，时光回溯到1895年11月1日。
当天，香港《华字日报》的“羊城新闻”中刊出了广东南海、番禺两县署联合发布的一则告示，以四字一句的浅显行文，昭告一场刚刚被政府镇压下去的“叛乱”。告示中除了概述孙文、杨衢云“起义谋叛”、“煽惑愚氓”的经过，还疾言厉色地警告乡民，切莫“不知祸害、贪利忘身”。
这则加大字号的告示，在密密实实的旧报纸版面上，已属醒目。它所提及的，就是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之后发动的第一场起义：乙未（1895年为农历乙未年）广州起义。见报时间，距离起义事败、义士被捕不过四天，而设计了“青天白日旗”、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的陆皓东，在上述消息刊出六天后就义。
日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接受羊城晚报专访，对这段历史作了深刻的解读。
辛亥革命风起羊城
羊城晚报：我们一般提到辛亥革命在广东的发端，都先从乙未广州起义开始谈，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邱捷：辛亥革命虽在1911年总爆发，但作为一场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它有一个开始、发展到高潮的过程。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策划在广州起义，确立了革命目标和革命方式，日后的革命运动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乙未广州起义虽然未及发动便失败，但拉开了以武装起义方式推翻清皇朝、建立共和制度革命事业的历史序幕。因此，兴中会的建立与广州起义的筹划，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开端，也是广州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重要舞台的开始。
孙杨之争或不可信
羊城晚报：《华字日报》的这则告示提到“匪首孙文”、“匪党杨衢云”，可以说明孙杨二人在这次起义中的领导地位。现在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兴中会成立早期曾出现了孙中山与杨衢云两个核心，二人在领导权和政见上都存在一些矛盾。
邱捷：有关兴中会时期的历史，留下的文献多数是日后的追述，存在各种歧异。但综合各种可靠史料作分析，我认为两人政见上没有重大不同，领导权方面的争议也不算非常严重。
例如，刘成禺在《先总理旧德录》曾提到，孙中山当时认为汉人可以做皇帝，与杨衢云发生争论，意思是当时杨比孙的思想更革命。但我的老师陈锡祺教授认为，刘成禺的很多日后回忆并不可信。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于1895年就已明确向日本驻港外交官称革命后要建立共和制，这是当时来源可靠、没有假造夸大因素的史料，应比刘的回忆更可信。我也比较认同这个看法。
但国民党的正统史学对孙中山以外的革命领袖都会有所低估，加上兴中会时期的史料实在太少，以往主要依据陈少白等人的回忆立论，自有偏颇之处。现在看来，杨衢云在兴中会时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应予肯定。
起义缺乏群众基础
羊城晚报：兴中会香港总部在1895年2月成立，3月就决定要在当年的重阳节在广州起义。为何他们会如此匆促地以非常弱小的个体军事力量去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甚至起义之初，孙中山认为只要“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便可济事。
邱捷：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观念和标准去看待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古今中外的革命运动，开始时都是少数志士奋起，抛头颅洒热血去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孙中山当时已经认识到清皇朝十分专制腐败，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改造国家，所以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来建立一种新制度，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孙中山是一位有勇气的革命家，对清皇朝政治、军事的腐败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认为只需要少数革命党人勇敢发难，即可取得成功，日后多次起义仍是如此。即使辛亥年震动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参战的革命党人也不过130多人。当然，孙中山采取这样的军事策略，也与革命党人缺乏群众基础有关。
起义失败原因多重
羊城晚报：《华字日报》的告示里所指革命党“以每人每月十块洋银到处诱人”是否确有其事？这主要是针对联络的会党群众吧。
邱捷：清朝官吏的说法肯定有偏见，但也并非毫无根据。会党、绿林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生活无着，受压迫最深，富于反抗精神，而且不少人有使用武器的经验，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党人自然会把他们作为首选的革命对象。但革命党人当时并没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理论和方法，金钱仍是发动这类人物的一种手段。但不可能仅仅靠金钱，会党、绿林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对改善自身境遇的追求，也是他们参加起义的原因。孙中山筹划这次起义的经费，主要来自孙眉（孙中山长兄）、邓荫南等侨商的捐献。
【辛亥史记：本来的起义计划是在九月初八（10月25日）那天，香港会党乘夜轮到广州，埋伏在水上及附城的会党分路响应，次日起事。哪知初八日广东这边各路人员已入城，并约定以青天白日为旗、用红带缠臂作标志，但是初九日（10月26日）清晨，孙中山却突然接到杨衢云电报，说枪械人员不能如期抵穗。正在此时，兴中会会员朱淇负责起草的讨满檄文，被其兄朱湘发现。朱湘赶紧以弟弟的名义向缉捕委员告密，起义计划由此泄露。
10月27日，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兵勇数千人回省防卫，广州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但杨衢云在接到孙中山的阻止电报前，又加紧派员送武器上了船，无法中途撤回。
10月28日，运送军械的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正遇上守株待兔的清兵。】
羊城晚报：朱湘的告密是否直接导致了广州起义的失败？
邱捷：我认为并非唯一原因，香港方面也泄露了消息。其实这类起义密谋，既缺乏群众基础，又缺乏成熟、坚定、团结的领导核心，还缺乏有军事经验的前线指挥官，胜算很小。即使孙、杨不出现意见分歧、起义计划不变更，这场密谋不至于流产，但起义发动后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清廷最初未予重视
羊城晚报：那清政府对未遂的乙未广州起义持何种态度呢？
邱捷：当时的清皇朝不仅没有展开“立宪”，连起码的改革设想也没有。清朝官吏并不知道这次起事完全不同于洪秀全、洪兵起事，仍以传统的造反事件视之，这一点从那则四字告示中也能看出来。
在后来的好几年，清朝都只是把孙中山视为海盗一类普通的造反者，并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对康、梁一派的防范和敌视都远超过孙中山和革命党。
【辛亥史记：起义事败后，陆皓东、朱贵全等人纷纷被捕。孙中山与郑士良（广州起义的另一位指挥者）一同易装而逃，他们换上苦力的衣服，专走人多的地方，经顺德乘小船至香山的唐家湾。通知家人尽速逃离之后，孙又再转赴澳门、香港，一路躲避清廷追捕和外交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