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在文中提到，杨振宁因为创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应该再次获得诺贝尔奖；1999年，著名物理学家戴森推崇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他在物理学界被认为是一名“保守的革命者”，却又在82岁时以超人的勇气坚定追求爱情……杨振宁先生的最新传记《杨振宁传》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对于他一生学术成就和感情生活的全面梳理。日前，89岁的杨振宁出席该书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正如他自己所说，朋友都觉得他越活越年轻了。
很多物理系学生都不知道杨振宁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杨振宁传》作者杨建邺认为，作为当世最富盛名的物理学家，长久以来，公众对杨振宁的关注主要在于他的社会活动和情感生活，而对其科学贡献不甚了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缺憾和损失。杨建邺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长期从事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研究，著有大量科普著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致力于诺贝尔奖方面的研究，曾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词典》。杨建邺认为，诺贝尔奖浓缩了整个20世纪的科学史，获奖者的成功故事十分精彩，他们的治学方法、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读者很有借鉴意义，对搞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1957年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那个时候我得知杨先生和李先生得了诺贝尔奖，我们那一群物理系的学生非常兴奋，非常震撼，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物理学上做出一点成绩，报效祖国。50年过去了，我在物理学方面没有任何成就。但是曾经使我激动的、杨先生获奖的事件，我还是没有忘记，我觉得为杨先生写一本传记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就开始搜集杨先生很多的文章和讲话，很希望能够把这些曾经感动过我的事情写出来。”于是在2003年，他出版了一本杨振宁的传记，但是写得比较科普、比较简单，“对于杨先生的科学贡献方面没有写得太多”。后来他觉得不满意，“因为我发现不仅仅是很多人不知道杨先生的贡献，连我们物理系的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杨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遗憾了，所以我就决心把这本书扩充一下，写一本比较全面的介绍杨先生的书。”
在这部《杨振宁传》中，他把杨振宁一生的活动放在整个20世纪科学大环境里考察、审视，对杨振宁各项科学成就的前因后果，对相关人物、现象和理论进展都进行了自成小史、通俗易懂的精彩讲述，其中包含大量生动、相互关联的细节，为所涉及的主题构筑宽广有深度的背景，在其中像费米、特勒、奥本海默、泡利、海森伯、狄拉克、吴健雄这些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们都有了清晰面貌。因此，在了解杨振宁的同时，读者也将读到一部精彩的普及版20世纪物理科学史。
杨建邺表示，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学和数学两个领域都有重大贡献，“我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而且引用了许多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学者的评价，作为有力的证明。我写这本书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年轻人知道：一位华人物理学家作出了堪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狄拉克相比较的贡献，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杨建邺在书中提到，杨振宁先生今年89岁的高寿，但是他的生活热忱、积极、活跃，丝毫不减于年轻人。退休以后，他从来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尤其是近十几年因为“爱因斯坦凝聚”的研究取得突破，证实了杨振宁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预言（LHY文章）和一个理论（Y-Y热力学），这大大激发了他新的热情，继续在这一前沿上做了许多研究。这种精神和能力，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能够与之比较。
他不轻言丢弃，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杨振宁的言论、行为存有各种议论，而作者杨建邺则认为解读这一切的钥匙是杨振宁的物理学研究风格。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通过采访、近距离接触以及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深切了解杨振宁的品格、风格和人格。在物理学研究上，诚如他的好友和同事弗里曼·戴森所言，杨振宁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杨振宁也非常认同这一评语。因为，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对待社会、文化上，他都是这样。
杨建邺说：“国内有一些人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因此我比较注意在这方面突出杨先生这一特点。”科学研究上，杨振宁不是一个一往直前的破坏者，他珍惜传统物理学思想的精华，不轻言丢弃、挑战，即使在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问题上（按：即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研究），杨振宁一再强调他一开始并没有认为一定不守恒，也没有看好“抛弃守恒”的想法，而是设法证明所有弱相互作用中的实验都没有证实或者证伪宇称守恒，这才决定用实验检验。杨建邺说：“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了解杨先生许多有关科学或者无关科学讲话的真意，而不至于随意褒贬杨先生的讲话。”
本书2003年首次出版时，即受到杨振宁关注，认为这是关于他的最好的两本传记之一。为写作此次出版的“增订版”（增加10万字内容），本书作者从2004到2010年三次采访杨先生，对杨先生1999年退休以后的研究、生活，尤其是与翁帆的结合，有比较多的了解，因此弥补了此前出版的所有杨振宁传记只写到其退休为止的缺憾。
杨振宁认为，出版这本《杨振宁传》有特别的意义。“现在整个世界对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关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国内对于科普的工作，对于介绍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科学给广大的民众，这种工作做得非常不够。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多半的科普文章看了以后是让人误入歧途的。作者没有扎实的态度，有投机取巧的现象。杨建邺先生这本书花了很大的力量，你们如果去看的话，他有一百多个参考项目，很多都是相当长的书，很显然作者把这些书都很仔细地看过，单是这件事情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特点，杨建邺自己是念物理的，所以这个书里面对于我所做的物理的工作，他用普通的语言作了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当然也是别人做不到的。”
著名科学科技史家陈方正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表示：“对中国科学史家、作家而言，为杨振宁这么一位不世出的科学大师作传，既是义不容辞，也是天赐良机，但更是绝大的挑战与考验。迄今为止，接受这挑战者，已经不下六七位之多。他们之中，杨建邺教授当是最努力勤奋的一位。”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六问杨振宁
60年来，我曾经多次想过回国
1 问
南方日报：杨振宁先生今年是89岁高龄，接下来您觉得最重要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杨振宁：从我个人来讲，我目前有两个计划。我在30年以前出过一本英文的选集，基本上把我以前所做的工作的1/3选出来，多数都是物理的研究工作，每一篇写一个后记。现在又有30年了，这30年之间我的兴趣有了一些改变，我做了一些科学史的研究，也做了一些前沿的物理学的研究。最近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再出一本30年前英文书的续集，还是英文的，也包括了一些后记。
第二个计划我最近才完全意识到，有89年的岁数，在物理学里面认识到过去的发展和过去的人物，我都很幸运。量子力学发展的时候那几位大师，我比他们都年轻大概20岁，我都很认识他们，这里面有无数的故事，我想可以对于这些故事，不管是做人方面的，还是他们的学术态度方面，我想我可以写一些文章，这是另外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当然是比较不具体的，这可能是我可以做的一点有用的工作。
清华高等研究院现在的发展相当有希望，所以我希望它能够给中国的物理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研究或者是跟物理学有关系的研究做一些促进的工作，我当然是会很高兴的。日常的工作是由院长主持，不过对于总体发展的方向我还是继续关注，而且继续在里面发挥一些我所能作出的贡献。
2 问
南方日报：在以往获得世界级奖项的科学家里面，大多数还是有海外求学的经历，或者他们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在海外完成的。时至如今，假设说是一个物理学的研究生或者本科生，他希望成为一个物理学方面的大师，或者说获得世界级的奖项，您建议他的求学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
杨振宁：我想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想要拿奖或者作出世界性的贡献的话，他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每一行的前沿都有一些问题，一个年轻人如果进入那个领域里面，如果懂得那个问题，而且他天生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坚定的话，他就可能想出来新的办法。他想出这个新的办法的初衷，不会是想要得到诺贝尔奖，而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
假如一个年轻人念物理或者数学，这个人如果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他可以留在国内做研究工作，也可以到国外做一些研究工作。他来问我，说杨教授，你觉得我应该做哪件事情？我想假如国内的跟国外的条件都很好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出去。因为现在国内信息、工作的条件还不如国外，所以从他能够在前沿上做出重要的突破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可观的情形。
从远距离来讲，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送了很多留学生出去，这些留学生他们出去的时候多半是30几岁、40几岁。这些出去的人回国了以后，到了最近这10年发挥了作用，你今天看到重要大学的校长，我不知道有百分之多少，很多都是那一阵子跑到外国去进修了再回来的。可是他们因为出去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十岁了，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所以他学习前沿科学的发展不可能跟一个20岁的人一样。所以这些人回来并没有做出来最重要的前沿工作，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他们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对于学校的行政，对于吸取新的人作一些正确的贡献。可是最近10年不一样了，最近10年很多出去的是20几岁，从清华就出去了很多。比如凝聚态物理，现在在美国30岁左右，凝聚态物理理论方面做得最好的人，大家都知道很多都是中国人，很多都是清华出去的。尤其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形很差，所以以后5年或者10年以后这些人要回来的，这是整个大的趋势。
3 问
南方日报：市面上关于杨振宁传记有三、四个版本。是不是都是您授权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您同意让这么多不同的人来写您的传记？
杨振宁：江才健的传记和现在这一本杨建邺的传记跟我讲了，我同意了。杨建邺先生也讲过，他写第一本传记的时候给我写信，他写了不止一次，我觉得时机还没到。后来到2002年他自己觉得时机到了，他也没有跟我讲。
他阅读了很多的关于我的材料，我讲的话，或者是别人讲的关于我的话，他把这个里面重要的地方搜集起来。这次又过了很多年了，现在的新书有原来版本的三倍那么厚。他的书有两个特点，是江才健那本没有的，第一杨建邺是念物理的，对于一些名词和我做的事情，他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还有一点，他把很多书面的材料放到这个书里面了。
而江才健是到美国去采访，因为我多半的同事、朋友都在美国，于是他就访问了很多人，我想他恐怕访问了有100个人，所以他那个书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些访问，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写近代人的传记，我想杨建邺这个办法跟江才健这种办法都是找到好材料的一个办法。
4 问
南方日报：从科学史来看，现在和过去的学术氛围好像不太一样，50年、100年前大家做学术可能纯粹一点，现在很多人在说做学术更加功利，我们做科研更加讲究短平快，要出成效。在这样一种整体社会的环境下面，您觉得从事这一行的学生应该具备怎么样的素质？想给这样刚起步的年轻人一点什么样的建议？
杨振宁：我想每一个科学领域重点的方向，不管是大的方向，小的方向，每过30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也可能是50年。我做研究生时候的问题跟今天的问题又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科学每一个领域的前沿有很大的波动。今天比起30年以前，比起100年以前，是科学的应用、发展的机会，发展的可能要比以前增加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20世纪前五六十年的发展打开了很多的门，这个门里面种种的应用，军事上的应用，可以赚钱的应用，娱乐上的应用都是不得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激光，激光当初50年代的时候是个纯粹的学术上的问题，今天与激光有关系的工业一年是几百亿美金。在种种的方向上，尤其是医学，这个前途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
对于一个搞科学的年轻人来讲，我想他要了解到现在应用发展的机会比较多这一点上。这些应用的发展常常是跨学科的，是好几个学科中间的结果，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CT，CT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是几个物理学家和医学家他们都想到了，传统的照X光的办法，加上有了计算机，就可以把它变成三维的照相，这个需要复杂的物理和计算的发展，他们把这个发展出来了，这个应用简直是无法估计的。这一类的，生物方面的，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这个里面前途的应用是多得不得了的。
5 问
南方日报：您父亲也是留美博士回来的，1948年胡适离开北京的时候您父亲跟他坐同一班飞机，你的父亲到了上海之后就决定留在大陆，胡适先生去了台湾。1957年的时候，您父亲确实也是带着党和国家的任务，希望劝说您能够回到祖国，不知道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想法？近50年之后，您全职回到了清华，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判断？
杨振宁：我和父亲1964年左右都在瑞士和香港见过很多次，他非常矛盾。他一方面是非常希望我回来，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人，对于中国当时被外国人欺负，而中国落后、贫穷的状态，对于他们的灵魂有很大的影响。我父亲是受到这个影响跟我见面的。一方面他希望我回来，因为他觉得中国需要引进新的科技知识，我回来可以帮助一点。可是一方面他又看得很清楚，我回来了以后，我能够再做研究的条件就没有了。杨建邺的书里面还引了一段，这一段是我后来讲的话，我觉得讲得是很对的。1962年有一天在日内瓦我们吃完晚饭以后，我父亲就跟我讲，说现在中国做得怎么好，他说他自己小时候中国连一根针都不能做，现在中国可以大炼钢，从来文盲满地都是，现在小孩都可以上学了。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讲着讲着，我妈妈在旁边就说，你不要光讲这些，我到街上去站了4个钟头买豆腐，还只买到一个歪歪倒倒的一块，有什么好？这个话一讲，我父亲大怒，我父亲说你专门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加了一句，我说我后来想想，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讲的话都有道理，而且我说，一个国家的诞生就和一个婴儿的诞生一样，不过要流更多的血，要有更多的痛苦。
我想那个时候我父亲跟我母亲在外国看见我，关于我要不要回来这件事情，在他们两位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所产生的感情的冲突是我无法描述清楚的。我并没有回来。这个当然有无数多的道理可以讲出来，我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好，杜致礼在美国，有3个孩子，他们基本上不怎么会讲中文。等到了1996年的时候孩子都长大了，我已经快要退休了，所以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找我，希望我能回来帮清华搞一个研究中心，这个时候跟改革开放以前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非常自然地我就答应了。
正在准备回来的时候，杜致礼得了癌症，折腾了好几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家里经常讨论，回来还是留在美国。到2003年，杜致礼去世了，之后两个月我就搬回来了，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我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少有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面悲欢离合，家庭里面感情上的冲突，事实上中国100多年复杂的历史，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这个历史可以写几部传世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不过这些问题，我想这是我个人一生里面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希望我刚才这一段话，能够使得你们了解到，这不是我们当时没有考虑的问题。
6 问
南方日报：到目前为止，给您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还是有其他的事情？
杨振宁：前沿的很多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搞研究的人要想真正做出来卓越的工作，需要对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浓厚的兴趣。我一直是说你要做一个工作要有三部曲：第一步你要对这个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第二步是要做一个长期的思考和努力，这个长期的努力常常是不成功的，甚至于是使得你自己非常沮丧的；第三步是100年以前有一个大数学家分析过，他说你做了很复杂的努力，不出结果，甚至于很沮丧的时候，你常常不可避免的休息一下子。他认为你休息的时候下意识地还在那里想，这个我想是心理学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结论怎么样，不过我同意这种说法。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你不可避免地沮丧了或者做别的事情了，其实如果你当初真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话，你的脑子并没有停止，你的脑子就在那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想出来不同的组合，这个组合忽然对了，这就是一个顿悟，这个顿悟来的时候，你以后的门就打开了，我想这个是必要的。
我觉得杨建邺这个传记里面没有讲到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1949年很不开心，那时候我是做研究生，我已经见过几千个研究生的历史了，我知道至少做物理的研究生是他一生非常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多半的研究生就是停在兴趣和努力而没有做出结果的时候。在这个情形之下，幸运的，或者是有外来的因素，使得他有了顿悟，他就可能有成功。不过没有兴趣和努力，没有准备工作，是不可能有最终重要的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