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
“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小说家”骆以军，与香港青年作家葛亮、大陆作家张悦然一起，日前在上海图书馆就“私”写作这一话题展开对谈。
骆以军文风鬼魅、离奇、酣畅，给人无尽的阅读快感。《遣悲怀》是他在《西夏旅馆》之前声誉最高的一部长篇作品，也是骆以军的代表作。此书八月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是骆以军与自杀的台湾天才女同作家邱妙津的生死对话，诉说关于爱和死亡、时间、伤害的故事。“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骆以军说。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这本书是“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
作为骆以军的好友，葛亮、张悦然是两位十分活跃的新生代作家。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他被称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与张爱玲的《小团圆》、陈冠中的《盛世》、苏童的《河岸》排在一起，他也成为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
相较于他的作品，葛亮本身的身份更为人关注。从太舅公陈独秀，到叔公邓稼先，祖父葛康俞更是著名的艺术史家，一生经眼名作真迹无数，后来集成三大册《据几曾看》，是治中国艺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葛亮自己的文学营养、中正平和的文气，也与家庭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他曾经表示，“家族里一些人物的口述史的确是我目前最想写的内容。”
1982年出生的青年女作家张悦然，一直被冠以“80后作家”的称号。她铺陈一些华美、感伤的段落，写给自己，也给所有正在青春或者曾经青春的人们。她的作品《誓鸟》被评选为“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最佳长篇小说。《月圆之夜及其他》获得2008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
三位作家分别是60、70、80不同的代表，又有香港、台湾、大陆三地的写作背景差异。他们的文学认知，会有怎样的碰撞？
写作的边界与拓展
张悦然：我们首先从边界开始，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对于每一个写作的人来说，都会有他写作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是希望他打破的，或者是他没有感觉到这个边界的存在，或者是这个边界偶然的提醒他存在了。
在我的了解中，骆以军是边界性特别差的人，他往往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所以他这样的人非常善于偷故事，我觉得偷别人的故事很容易，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故事真的变成自己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骆以军绝对具有这样一个天赋，能够完全把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所以在边界这件事情上，他是绝对没有边界的。
在葛亮的身上我隐约看到边界的存在，他早期写小说的时候有一些是想去写的，有一些是应该写的，有一些是不应该写的。葛亮，你对边界这件事的看法是怎样的？
葛亮：我发行的《朱雀》和《七声》，很多读者与媒体朋友关心有关我家族的部分，有关于我怎样从某一个角度，一个年轻人的立场书写这个题材，我在这方面很审慎。当时我在看萨义德的《格格不入》，书中萨义德的父亲对他说你不要滥用你自己。比如关乎自己的人生的最根本部分，应该谨慎利用。我觉得对一个人最根本性的东西，应该在他创作力最丰富，人生观最成熟的时候再介入。
我们今天的话题“写作与生活”，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过程。昨天因为我的飞机晚点了，在休息室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专访，是关于吴彦祖。标题很有意思，标题是说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人，但是他下面一句话说，我始终觉得我是在一个边缘化的状态。这个标题让我们感觉到他的主旨是什么。实际上这么一个有名的演员，我们会觉得他是很正派的小生形象，而面对这种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甚至是一个作者最希望的恰恰是一种旁逸斜出。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研究所的大院里面，生活很格局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是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大家的生活非常相似，玩的东西都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有了一个跟这个生活没有交集的玩伴。他主动跟我交朋友，他是南京的郊县迁到南京来的，他把他们家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市中心，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会感觉到年少的城市少年，完全无法体验到的一种生活经验。后来因为这个小朋友的离开，我又回到了原有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会觉得曾经拥有的这段经验，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它在不断地激发某些东西。
我想讲的另外一个内容，既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你势必想到一个作者怎么样试图在自己平静的生活中拓展自己的边界。我首先想讲的是，实际上这种边界的拓展还意味着放弃。在吴彦祖的访谈里面，他提到了他的两个姐姐，这两个姐姐分别是通过放弃而获得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一位是MBA，后来她从事了跟她的职业不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个职业小说家。另外的一个姐姐当时是在大学读市场营销，但是她毕业以后做了一个电视主持人。她们都是偏离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种经验，甚至是一种人生的既定的财富。但是从吴彦祖对于他姐姐的角度来说，他是非常向往的，他想达到这种状态。
另外我想讲，在拓展经验方式的层面上，一个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从我自己的体会讲起。一般说，作家应该对一些非常简单的事物包括落日始终保持瞠目结舌的态度。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在自己的写作状态中，一直把所谓的这种特质视为一种常态，我看到的真正可以拓展的边界，实际上在于你怎样把日常的部分变成传奇。
不要给骆以军讲故事
张悦然：今天我们反过来问一下骆以军，为什么你写的东西总是这么残酷、阴暗？我觉得真的应该把骆以军初中、高中的成绩调出来看看，他一直在讲他的成绩非常烂，但是你听多了他的故事，你发现那个成绩非常烂的人是别人的故事，所以我发现他可能不是一个成绩很烂的学生，只是成绩烂的学生讲故事给他听。所以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想自己变烂？
骆以军：张悦然讲了我对于自我和他人的边界分不太清楚，其实我就是这样，好像很多别人的事件跑到我的镜像中，它不是跑到我的故事档案里，而是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跟葛亮有一部分很像，有礼貌，不会踩别人。我的内在有一部分很害怕伤害别人，所以很多种的关系结构里其实是有礼貌的，或者是好相处的，可是后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被贴标签说是变态小说家。
我们三个人在底下谈什么是私小说？我前几天跟朋友讲，有一个小说叫做《一种职业的附加好处》，是讲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演员，她写了很多舞台上的八卦，各式各样的富豪追她等等。可是她讲到说在她演过各式各样的重大角色后，她说你到后台去看到她下戏的时刻，你会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是她是模糊的，她没有脸，她的脸其实是准备好，盛装好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角色。
我们讲边界有很多要讲，第一个张悦然是北京的，我是台湾的，葛亮被称之为南京作家。我爸爸是南京人，可是葛亮又是香港来的。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的边界，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在现代性、全球流动的空间，而不光是城市间的流动。
其实我们真实生活的宇宙，有些像我们在做的3D动画，它是用三维的坐标在建构。可是一旦到了五维，都是难以被描述的。我被采访就被说成私小说，但是我都要解释说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私小说。事实上对于我来讲，我并不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要我来表演，这不是我写小说的原意。也许你是一个坏掉的脸，比如说《情人》一开头说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男人，走到我面前跟我讲，我从很多年前就注意到你了，你是一个非常美的女人，但是我发觉你的脸是彻底坏毁了。他其实是从这样一张脸开始讲故事的。
张悦然：大家觉得你的小说是私小说，不是说用了太多的“我”，而是在这个小说中读到了小说背后的你，好像很贴近你，好像看到了你，这里面不一定是事件对应关系，而是有一种情感的连通，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抓住小说背后的你，我觉得这个尝试肯定是失败的。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离你小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你在刻意扮演什么吗？
骆以军：没有。我觉得讲到一个核心，张悦然或者是葛亮，有一个核心我认为是一样的。它的关键词不是温暖、不是疯狂不是变态。我很在意张悦然对我的看法，我就说我是不是好人？张悦然说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梁文道那种大好人。
昆德拉讲，一个大冒险的时代，在旷野上说故事的时刻已经不在了，那个17世纪最幸福的时光不在了。我们经历过福克纳，我们经历过这种大的小说家，他们可以把时间调得那么细，他们可以去谈一个寻常世界的人。现在城市的地平线被各式各样的大厦遮断了，人天边的想象力已经被各式各样的专家话语、医院、报社大楼、媒体、高级大饭店等等阻隔了。
昆德拉说大冒险故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最后一个能讲这个冒险故事的就是卡夫卡，所以在卡夫卡之后说故事的人，无论你怎么样说故事，都没有办法了，因为只有一个卡夫卡。
我对张悦然的印象就是80后，后来我发现张悦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老灵魂。事实上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他其实在边界的冒犯或者是侵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打开……
张悦然：跟骆以军经历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很多共同经历的故事后来肯定是他的了，而不再是我们当时的整个经历。葛亮我最后再问你，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葛亮：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像张悦然说的，真的是一个故事的盗取者，有时候是有心有时候是无意。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对于一些经验的再现或者是获取，是一个实证的状态。这跟我在学院里面所受的训练相关，比方说写到具体的题材，在我个人生活之外，因为在香港待了这么久，我尝试写一些有关于本土的题材。比如说新移民或者是香港的外围赌场，我都会去看一看，我蛮好奇想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经验的获取对于一种经验和边界的获取都是有积极的意义。
张悦然：给大家两条建议，第一条是要买骆以军的小说，第二就是千万不要给骆以军讲故事。孙小宁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