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或许是因他冲淡平和的书评书话、十几本读书随笔，或是因他编校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他的《周作人传》、他主编的《张爱玲集》，特别是无人不知的《小团圆》。他在微博上给自己的标签是：读书人，作者，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止庵”这个笔名，出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该在哪里走，哪里留。他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他说：“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
止庵简介：
原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1月16日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做过医生，当过记者，在外企做过销售，在出版社做过总编辑，于不惑之年写下大量书评文章、写够二十几本书。
出版下列著作：
《如逝如歌》《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六丑笔记》《画廊故事》《史实与神话》《插花地册子》《老子演义》《不守法的使者》《苦雨斋识小》《沽酌集》《向隅编》《怀沙集》《张爱玲画话》《罔两编》《止庵序跋》《拾稗者》。
编辑校订下列书籍：
《周作人自编文集》《张爱玲集》《苦雨斋译丛》《周作人集》《周作人讲演集》《关于鲁迅》《艺术与生活》《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废名文集》《阿赖耶识论》《杨绛散文选集》《沙鸥诗选》《沙鸥谈诗》《答客问》。
读书：迎接一个欣赏的时代
一头短发，一双布鞋，朴素整洁的行头，干净儒雅的面容。穿梭于书林与尘世之间。
采访止庵在一个炎炎的正午。望京的高楼林立，让人迷失。树荫下，人们相聚码着麻将，那个夏日显得格外热闹。止庵的书房却是另一番清静。四壁高高的书架，比高楼大厦更有气势。书房一角的这个读书人，拥有山林之巅的气定神闲。
关于读书，止庵打了个比方：读一本书好比往怀里揣一个铜子，一个一个地攒，看起来无足轻重。等到需要的那一天，你就是那个腰缠万贯的人。
因为这种富有，这个读书人的微博如同热闹的茶室。读者来到这里请教读书、买书的各种问题，他都应对自如。他还在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书像硬币一样，一枚枚落进存钱罐里。他靠日积月累的阅读在头脑里建起一座私人藏书馆。有人惊讶于他博览群书之勤，止庵笑笑说：“曾经，大家都狂热地热爱阅读，我只是保持了一个习惯，把读书这件事情坚持下来而已。”
与同代人一样，止庵对书的热爱是从无书可读开始的。经历过书的饥荒年代，止庵梦想能够拥有一座图书馆。没能去高校教书，他耿耿于怀的也是不能借用学校的图书馆。
“文革”时，家里的书被抄走，他把从邻居那里借来的一本《水浒传》反复读了近三十遍，几能成诵。1978年5月1日，“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那一天，王府井书店的货架上摆上了《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外国文学作品。虽然这些书的印量很大，却还是一抢而空。止庵就在这“抢书人”的行列。他跟朋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长长的书单。这书单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他们四处搜集各种书的信息，报上看到的，文章里提到的，只要觉得是好书，都记录在案。系统的阅读是从这个历史性时刻开始的。这个书单后来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并且不断扩展，止庵笑称他的脑子里装着一部自己的文学史，一幅自己的世界文学地图。
1986年，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唱响了大江南北；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了《风景》，池莉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庵却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
他后来在《挽歌》里写道：“经卷废弃似纷纷白骨/清风翻卷，一篇即是百年/皓首的书生茫然无归/不知在哪里写剩余的诗句。”
卡夫卡在临死之际曾经要求朋友把他写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止庵在三十岁的时候，烧掉了所有二十岁前写的小说。因为他遇到了卡夫卡。他的世界观来自卡夫卡。
卡夫卡在小说《地洞》中描写一个小动物躲在地洞里，当那个不知名的动物守望着洞口时，卡夫卡写道：“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面前……”止庵在这里读到了现代人的处境：“我因此想到其实地洞是一个人，而洞里的动物是他的思想。《地洞》是一部不可能叙述完成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探索、陶醉和周而复始的弥合之后，即使是人的思想也不能成为他的逃避之所，因为人类的全部荒诞实际上是来自自身。”
这篇小说造成了止庵思想上的震荡。他突然明白，关于二十世纪人的境遇，人的孤独与来自世界的威胁，这个人已经写到了尽头。“卡夫卡对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得非常深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他曾把卡夫卡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卡夫卡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各自的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这种新鲜之感说穿了也是由于不再麻木而已；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体验过的。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
在止庵看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一百年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可能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应该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着写作，这是不是合算，是不是对？
当时在外企做销售工作的止庵算了两笔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而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还有，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别人的书，这个值不值得？
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曾经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这句话我读后很有感触。我花一生的时间读书，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是失败的。”
止庵只想做个读者，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那种“普通读者”：“他/她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就好像一个人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阅读，使一个人的世界变得没有疆域。”
编书：不值得做的“赔本买卖”
止庵说：“其实世间诸事，大约惟有读书这一件是可以而且应该从自我出发的，是以尝引古人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和‘自适其适’（《庄子·大宗师》）加以形容。”
世人读书要严防三个误区：一曰“受惑”，二曰“从众”，三曰“趋时”。谁都知道“炒作”是恶言语，但是此等商业宣传手段往往见效，说明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好比《哈梅林的风笛手》里那一城的小孩子似的，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跟风”也是恶言语，而如此做法者比比皆是。别人都买都读，已经足以构成我也买也读的理由；畅销本身就是进一步畅销的原因。报刊上的排行榜，则是跟风的风向标了。至于“趋时”，是想跟上潮流，不致落后，好像不读热门书籍，便无法把握时代脉搏。殊不知一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是乃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此所以有“永恒”一说。
编书对于止庵来说，实在是读书的副产品。喜欢的书没有好版本，不如自己来编。他曾说，“关于周作人，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是作为他的一个读者的由衷之言。而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我编废名的书也是如此。可是废名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尚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文全编》，我一直盼望列入废名一种，无奈久待不得。结果只好自己来编一本，即《废名文集》。废名又著有《阿赖耶识论》，搁置已久，也经我手首次出版。我作为一个读者——请原谅我一再这样说——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致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
止庵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1986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共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
“我编周作人，是从不拿钱开始的……”他指的是十几年前出的《苦雨斋译丛》第一辑。后来编的书虽然有编辑费，但也是很少的钱。对于在外企工作十一年，也做过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止庵来说，并不指望编书这件事儿赚钱。“既然如此，就不如好好把它当作游戏，当作一件有趣的事。”
他说：“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得认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这个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女孩子化妆就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了，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是要买口红的话就不可能在路边地摊上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一个好的店。写作编书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得认真。”
止庵谦称自己是自学成材文学爱好者。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也是学工科出身。止庵报考大学的时候，按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学医。在父亲沙鸥看来，文学是无用之用，不是一门谋生存的技能。止庵是在上大学的往返途中，在床头，在公交车上，修完了他的中文专业。
1972年开始写作，1979年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中学时写过上百万字小说。虽然最终没有走上创作道路，习作的经验至少让他明白了“怎样把一句话说得像话”；未间断的阅读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和苛刻：“语言中的瑕疵，好比美人手臂上落了灰尘，你无法视而不见，总想抹掉它。”自学得来的对文字的敏感让止庵颇为自得，他称这是作为编辑的看家本领。
写书：“不添乱”的人生哲学
在止庵看来，文章虽然在写，却也并非要事。“我真正的兴趣是读书，译作仅为其中之一部；偶尔记录感想，不过副产品罢了。然而读书并非可以标榜之事。此乃个人行为，不是公众姿态，亦《庄子·大宗师》所谓‘自适其适’而已矣。”
《庄子·齐物论》云：“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这是作者对于读者的最大期待。
止庵在《如面谈》一书中说：“讲到写文章，我想最好也不要渲染过分或看得太重。从自己这方面看，写作不过是我们碰巧干的一件事，对于社会、历史、人类的意义未必比别的事情大；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如同别的事物也有制造它的人一样。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贤等，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别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从读者那一方面看，他们读了咱们的东西，也未必一定会像罗伯特·布朗宁《哈梅林的风笛手》里一城的小孩子那样，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说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随便谈谈，另一方面随便听听而已，这有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好的文字就像朋友聊天一样，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人家听了有什么反应。但很多人都是希望去鼓动人，去调动人的情绪，就不免作态，就成了不好的文字。”
这样的人生哲学来自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他给自己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先从先秦入手。“我花了四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十年里，我看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一本笔记，以后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出版。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个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以这一体系的存在为前提，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他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是要说的话，应该说些像话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家看书、看DVD，过一天也很好啊。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如果没有，那就不用写了。正应了庸人自扰这句老话，世界上最好的事是尽量不做事，至少不添乱。一篇文章，好歹要说点儿实实在在，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至于讲写书、出书、卖书、买书等，也要有点新材料、新见解，不能都是人人尽知的现成话。”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
这就需要有实证的观念去考证，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辨别。学医数年，虽然最终弃医从文，但这是学医生涯带给他的科学精神。有了这两点，结论才切实可信。写评论如此，写书更如此。
写《周作人传》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本书里提到：周作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然坚持写作，大概是因为钱的原因吧，这样就很悲哀了。止庵凭直觉对这句猜测性结论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做了一个统计表：1943年起，沦陷区的报刊相继倒闭，直到1945年8月，最后一家关门。显然，此时周作人已无处可发表文章，更谈不上稿费。如此一番周折，止庵在他的《周作人传》里写下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他继续写作，虽然已无从发表。”
止庵说自己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做事。
面对“书评人”或“书评家”的称呼，止庵总是这样说：“我所写评论不多，更少介绍，怕担不起这名目。我只是写些因读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肤浅支离自是难免，但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动笔的。……这些年里写了若干文章，另外还有几本专门的书，所谈似乎稍稍深入，不过限定在素所用心的少数题目之内，譬如庄子、知堂，等等。其实即便写此类小文，我也不敢乱跑野马，范围仍然相当狭隘。这或许让关心我的读者所不满，但自己的园地只有这般大小，实在没有法子；与其讲一知半解的话，不如干脆闭口不谈。”
或许可以把止庵评价谷林的话送给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使他成为他这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