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图)

　　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感的问题。有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鲁迅研究转入古典化的范畴，逐渐远离现实，我们不必阻止这种趋势。这一认识实际上迎合了所谓“鲁迅已经过时”的观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一时代，正是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那里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还是鲁迅时代，鲁迅和我们一样同居于“现代”。以“立人”为宗旨而奋斗一生的鲁迅，正是为了致力于“人的现代化”，这也正是当下的重要任务。我们的鲁迅研究，应努力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是抱着为人生的态度开始他文学创作生涯的，他善于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出来，深切地关注民生疾苦与民族危难，他总是执著于现实人生，把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这样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鲁迅“为人生”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光辉理想的一致。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就要发扬鲁迅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民众疾苦的精神，为“下等人”说话，为弱势群体呼喊。记得2001年秋天，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我去瞻仰鲁迅墓。在墓前，除了花环之外，我还看到了一包中华烟，一个打火机，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先生：这是国产的最好的香烟了，已经买不到‘老刀牌’了，你用吧！你是为我们说话的人。”落款是“一个下岗工人”。人民大众是最爱鲁迅的，懂鲁迅的，比起某些“专家”“学者”来，他们更知道鲁迅的价值。鲁迅的小说，体现了他的平民立场、平民视角、平民姿态和平民书写，他描叙着底层人物的暗淡人生，真实地表现他们的苦难和不幸，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鲁迅的杂文更是代表着人民大众说话，他赞扬人民大众的勇敢和智慧、劳动和创造，抨击着对人民的诋毁和迫害、剥削和掠夺。面对人们精神生活出现的空虚和庸常，我们总是会想起鲁迅。我们的鲁迅研究应执著现实人生，为人生而学术，避免“纯学术”而带来的囿限，避免凌空蹈虚，避免“玄学化”倾向，改良人生，改革社会，向奔腾的时代大潮全面开放。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还要注重鲁迅立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谐文化资源研究。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民族和谐文化资源”时，提了两个“大力弘扬”：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二是“五四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对前一个传统，必须强调“优秀”，不是什么都拿来“弘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分精华和糟粕，什么都来“弘扬”。确实有很多严肃的学者在发掘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从小品明星“三跪九拜”的“拜师礼”，到大学里的“天价国学班”，再到穿戴“汉服”的读经“私塾”，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是假借“传统”敛财和作秀。上世纪20年代，面对北洋军阀政府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读经，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叫《十四年的读经》，指斥提倡读经的“阔人”、“聪明人”的虚伪和欺骗，指出“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战士出于反封建思想的启蒙目的，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攻击，促使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作为真正的人的觉醒，否则，我们民族早已在默无声息中衰亡了。

　　鲁迅的和谐文化资源是立于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大力弘扬。鲁迅青年时代提出过建立“人国”的社会理想，后来他又号召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个“人国”、“第三样时代”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鲁迅关注“弱势群体”，代表“下等人”利益的情怀，鲁迅对“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官本位”体制和由此而产生的“主奴意识”的批判，有利于人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在小说《故乡》中，有感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可悲的厚障壁”，希望“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从未经历过的”。 鲁迅在这里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和渴望。鲁迅关于荒漠化和水资源缺失的忧虑，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鲁迅在《〈进化和退化〉小引》中说：“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难以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有多么强烈的警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鲁迅的这些“民族和谐文化资源”，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有些人总是以为鲁迅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不“和谐”了。殊不知，鲁迅对一切反动、黑暗、腐朽势力及其帮闲文人的斗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正是为了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不是那种“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的伪“和谐”。鲁迅的“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比孔子逊色。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应努力开展对当下中国有着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鲁迅文化精神的研究。毛泽东在70年前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今天，鲁迅的方向依然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当下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毫不例外地推崇鲁迅，以鲁迅为师，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扬着鲁迅的文化精神，坚持着鲁迅的文化方向。作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伤痕文学”，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的呼喊，又一次冲破专制和愚昧的桎梏，在其中发出激越的回响。早在50年代，王蒙在病中大量阅读鲁迅并大受启发，可谓与鲁迅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心灵对话。他的文论《〈雪〉的联想》是读鲁迅散文诗的体会，他的杂文《论“眼不见为净”》脱胎于鲁迅的《论睁了眼看》。王安忆多次表示对鲁迅的敬仰，称赞鲁迅“在这庸常的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片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张抗抗尊鲁迅为“思想和人格的导师”。张炜自称“相伴着鲁迅的精神”而创作。余华曾说他和鲁迅在“内心深处”“非常接近”。此外，针对当下艺术舞台上的低俗化倾向，我们尤有必要研究鲁迅对“媚俗”艺术的批评。众所周知，鲁迅曾经多次论及梅兰芳及其舞台艺术，实际上，鲁迅并未骂过梅兰芳，对梅兰芳也并无失敬之处。鲁迅只是通过他透视中国艺术家的命运，特别是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心理表现。鲁迅确实对中国观众欣赏“男扮女”的兴趣有所讽刺，其是非当然可以讨论，但在梅兰芳等艺术家那里毕竟还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艺术。而当今天一位小品新人的“娘娘腔”却受到热捧时，我们不能不为此忧虑。忧虑我们艺术走向的迷途，忧虑我们国人灵魂的缺失。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文艺，摒弃什么样的文艺，我们都可以通过对鲁迅文化精神的研究找到答案。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鲁迅研究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一个无比诱人的辉煌前景。

　　王吉鹏（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