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导致清朝覆灭的因素有多种，新式传媒报刊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武昌起义之后，冯国璋等人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认为，这次起义的发生“首恃报纸鼓吹之力”。那么，报刊何以在清朝覆灭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就清政府方面而言，应对新式传媒无方是一重要原因。清政府的应对方式有三：
一是镇压。手段之一是封闭报馆、查拿主笔，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发布上谕，指责报馆莠言乱政，令督抚和地方官员查禁报馆，严惩报馆主笔。另一次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因发表革命言论在上海被捕，《苏报》被封。此后，清政府对报刊的镇压行动接连不断。手段之二是禁邮与禁阅。清末清政府至少15次对报刊多次采取禁邮、禁阅行动，被禁报刊30余种。
镇压手段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革命报刊多在海外或者是香港以及上海租界，将海外和香港报馆封闭基本上没有可行性。原因之二是禁邮缺乏可操作性。一是邮件数量众多，无法一一查验。二是被禁邮的报刊可以采取规避的办法。其三，禁邮需通过外交途径，各国驻华外交官往往不愿支持。
二是控制与主导。主要是办官报。据研究，从1902年到1911年底，清政府至少办有106种官报。清政府办官报的目的有二：一是从民间报刊手中夺回信息的发布权，二是与改良派报刊争夺开民智的话语权，正如一位官员在奏请办官报的奏折中所称：“彼挟清议以訾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之不可，唯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
官报并未达到期望的目标，直接表现在这些报刊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更未能培养出读者群。主要原因在体制方面。现代报刊本质上是建立在高度市场化的基础上的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传媒，没有广泛的读者群，报刊难以生存。但是清末官报几乎与市场无关，办报官员只管办报，至于报刊印刷出来之后销往何处，有多少读者阅读，则在所不问。
三是规范。主要是制定报律。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五种报刊管理或者是与报刊管理有关的法规，这些报律的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的报律基本一致，如实行注册制、追惩制、罚金制，体现出清政府在报刊管理方面的现代意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此时的报刊已经成为对抗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代报刊是新式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和政治动员功能，它可以沟通中外、沟通朝野，同时它又是西方民权、自由等思想的传播载体和公共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面对这样一个新事物，清政府未能从容应对，原因如下：
其一，清政府缺少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对于报刊，清政府并不陌生。在现代报刊出现之前，原本就有各级官员和绅士为主要读者的《邸报》和《京报》。但是，对于现代报刊，清政府缺乏主动认知的兴趣。现代报刊的本质是什么？其功能如何？特别是报刊的舆论功能对专制体制意味着什么？报纸传播的西学及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将会带来怎样的挑战？清政府对此未有充分的警觉，更未能做到未雨绸缪。
其二，缺乏应对报刊政治宣传的文化资源。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宣传西方政治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开民智，梁启超的“新民说”更是风行一时。清末官报也欲争夺开民智的话语权，但以何开民智？官报除了重复忠君爱国之外，甚至连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老调也不愿重弹，自然无法与改良派和革命党的报刊争夺读者。
其三，晚清以来，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这是清政府对报刊的镇压和规范举措均无法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对报刊政治宣传的失败，对清政府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清政府由失去舆论主导权，进而失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武昌起义以后不到三个月，清廷大厦便轰然倒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