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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
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
本刊特约撰稿/罗雪挥
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虽然是短暂相会，梁启超却“敬其为人”。他曾在陈天华自杀后说，当世诸君子中，能懂得陈天华的，“不若吾真且深”。
陈天华，字星台，是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在书中，陈天华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写道：“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候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这两本书均在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他在其后悼念陈天华的文章《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黄兴当年在湖南、湖北策划武装起义时，就曾大量翻印该书，大规模散发，为辛亥革命在武昌引爆，埋下了火种。
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
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
“迷路的同志”
1905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样苦闷的心境下，与梁启超会面的。2006年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天华评传》作者牛力评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与国家主义显然影响了陈。这些影响表现在陈天华不久后写作的《要求救亡意见书》以及此后陈天华思想的深层痕迹中。”
《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写作与1905年初危急的东北局势有关。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在华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大呼反清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作者，竟要在北京紫禁城的丹墀下三跪九叩，吁请清朝皇帝恩准立宪，这无疑是给垂死的清朝政府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陈旭麓、费成康1985年撰写的《邹容和陈天华》一书如是评论。
黄兴、宋教仁等“决心帮助这位一时迷路的同志”。他们责备他受到保皇党的策动，改变了革命宗旨，坚决反对他北上请愿。
经过革命友人反复劝说，也因为受到日本警署传唤，在内外压力下，陈天华放弃了上书请愿的念头。
“在近代中国那个激荡的变革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选择：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激进抑或保守……这使得人的思想和取向也表现得‘流质易变’，很容易陷入彷徨和矛盾之中。”牛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牛力认为，陈天华在1905年初的思想波动，与大环境的改变有关。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此间就有杨度等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
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
陈天华对清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边哭边陈述波兰、印度亡国的原因，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在座的人先是大吃一惊，而后又一起相对痛哭。
陈天华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共和理想国
1905年7月28日，陈天华与革命领袖孙中山见面了。陈天华衷心钦佩孙中山，盛赞他“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陈天华的绝望心情为之而一振。他在革命党人中力主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草拟了一份盟书，大家公推黄兴与陈天华二人审定，确定了盟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众人签署完盟书后，孙中山和各会员一一握手庆贺。忽然，房屋后面的木板倒塌。孙中山立即说：“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会员们鼓掌欢呼。
陈天华还积极参与草拟同盟会会章，几乎天天和黄兴一起前往孙中山驻地，共同研究革命问题。
这一时期，陈天华意气风发，“与数月前整天泪痕不干的情形相比，判若两人”。他再度被磅礴新生的革命气象激发出创作热忱。
1905年11月，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报》正式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诉求。“三民主义”第一次见诸报端，有关民主革命的重磅文章也随之一气抛出。
创刊号共刊载17篇文章，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民报》创刊号及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陈天华集》，这些文章包括：《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到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