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百年文明：兴办实业 西方器物受青睐

　　◆曹刚
　　
编者按
　　
　　明天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也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学术界一致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极其重要的节点，从衣食住行、文化休闲方式到社会风俗礼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人民健康水平和文明素养的极大进步。
　　
　　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百年之际，我们从“辛亥革命与百年文明”这个专题切入，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若干片断。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始于辛亥革命，贫穷落后的中国由此走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并与黄兴等人努力倡行实业建设，社会上迅速掀起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热潮，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勃兴。
　　
缝衣针和肥皂，洋货不再通吃
　　
　　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出现了商业化潮流，城市化生活的环境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出现洋货流行、从商之风、追求消费品享乐等新的社会风尚，孕育了近代市场意识、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功利主义等。与古代社会相比，中国人在清末民初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入，特别是日用百货。如针头线脑等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的必需品。
　　
　　辛亥革命前数十年，许多洋货已是市民生活习以为常的日用品。比如小小的缝衣针，在19世纪60年代已风靡全国，到1891年，进口量高达31亿枚。洋货通吃全国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缝衣针的进口数量才呈逐年下降趋势，国产缝衣针逐步代替进口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产名牌冀鲁针、利生针已和进口缝衣针呈鼎足之势。
　　
　　又如肥皂，在1860年已批量销往我国各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商店及街摊上大都出售肥皂，但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洗涤剂，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肥皂属于高档消费。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的制皂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上海、广州、汉口、青岛、大连等地都有一批制造肥皂的知名企业。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著名肥皂品牌除了固本外，还有剪刀牌、牛牌。由于提倡国货，中国生产的华丰檀香皂、固本香皂和金鸡牌香皂一度取代了进口的檀香皂、兰腰牌香皂和棕榈香皂，声名鹊起。
　　
鸿生战“洋火”，“精益”遍中国
　　
　　在我国许多地方，火柴都被称作“洋火”。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市场上的火柴几乎是清一色的欧洲货，1877年起又被日本货占领火柴市场。19世纪末，我国虽然也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和技术等方面比较落后，与“洋火”难以竞争。
　　
　　辛亥革命后不久，实业巨子刘鸿生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拥有40多台设备、1700多名职工，每天生产40多箱火柴。一战结束后，刘鸿生抵挡住了洋货的再次冲击，成长为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抢手，而且远销越南等南洋市场。1927年，瑞典大火柴商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民族工业。刘鸿生又一次站了出来，与荧昌火柴厂老板朱子谦联合发起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抵御洋货入侵。1930年7月，大中华火柴公司成立，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当年产销量就达到全国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眼镜，许多人一刻难离的生活必需品，明朝传入中国时，只是单片，就像现在的放大镜。鉴于当时加工技术，只有老花镜，且只限于宫廷流传，皇帝常当御品赐给老年大臣。此后渐渐进入普通人生活，有的将镜片缝在帽子上，有的装在铁圈里。
　　
　　苏州生产眼镜历史悠久，早在公元1735年，就已出现专门生产眼镜的手工作坊。到清康熙年间，眼镜制作与销售已在北京、上海、苏州、天津、广州等地蓬勃发展。清朝末年，西方配镜技术传入我国，英国人高德在上海开设高德洋行，专营机磨验光眼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曾在高德洋行工作的中国人筹资开设中国精益眼镜公司。生产的眼镜售价低于洋行洋货，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并在多地开出分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益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中国18个城市。1919年，孙中山到广州精益分店验光配镜，并题词“精益求精”。抗战前，精益眼镜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
　　
邮政“民转官”，中行“突重围”
　　
　　15世纪初，宁波商人首创“民信局”——由私人经营的赢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送信件、物品、经办汇兑。到了清朝同治、咸丰、光绪年间，全国大小民信局多达数千家，机构遍布海内外许多地区。较大的民信局在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各个民信局之间联营协作，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1911年辛亥革命后，邮政业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民间邮政向官方邮政转化。1914年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会，上海邮务管理局被指定为国际邮件互换局，成为当时中国邮政国际通信的主要机构。20世纪30年代前期，邮政业务发展迅速，邮政经济连年盈余。到1935年1月1日，民信局全部停业，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到4个月，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担当中央银行的职责。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中国银行总行改设北京，于1912年8月1日开业。至1916年，除云南、广西、甘肃、新疆、西藏尚未开设分行，其余各行省均已一律设立。
　　
　　中国银行成立时，上海已有众多资本雄厚的外国银行。中行要发展业务，需要突破重重围堵，困难很大。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中行特别强调服务顾客。中国银行首任副总裁张嘉璈曾经有过一句名言：“顾客是我们的第二股东。”当时，上海外资银行对顾客的银洋存款不给利息，中行规定，照给利息。凡存户以银两换银元，或以银元换银两，中行规定一律不收手续费。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本地银行，在推动我国现代银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共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上海印迹】
　　
　　上海是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的有利条件。清末民初，小到生产肥皂，大到制造轮船，上海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我国的邮政、银行业等现代服务业也在上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固本”“江南”扬国威
　　
　　民国初年，肥皂制造业的中心在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经营的五洲药房接办了德国人创办的上海固本皂厂，留用外国技术人员，锐意经营，改进质量，生产的固本肥皂胜过了进口货。到新中国成立前，仅在上海一地就有48家肥皂厂，年产量约160万箱。
　　
　　1910年至1918年，江南造船所在上海共造船200余艘，计6万余吨，盈利成倍增长，改变了外资船厂长期控制和垄断上海船舶修造业的局面。1920至1922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成功建造“官府”号等4艘远洋运输船，更是蜚声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的新纪元。
　　
●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首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沿海各省的民信局纷纷来上海设立总号，上海民信局多达90家，为全国之首。1878年，清政府批准，上海江海关在原先兼办邮递业务的基础上，试办邮政，在外滩海关大楼后院设立“江海关书信馆”，对外经营邮政业务，同年6月，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署造册处开始印制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国邮票。1897年初，上海大清邮政局亮相，并在吴淞海关开设上海第一个邮政分局。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民国政府成立后，上海大清邮政转变为中华邮政，改成上海邮务管理局。
　　
●外滩见证民族金融崛起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蜂拥来华，逐渐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不但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辛亥革命后，在努力学习西方的经营方式和经验基础上，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民族资本家和金融家。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本地银行功不可没。1928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陆续从北京迁至上海，另外还来了一大批各地商业银行。1936年，全国100家商业银行中，83家在上海有分行，57家总行在上海。
　　
　　外滩，成为众多银行的集聚地。这里不仅经历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见证了中国民族金融的崛起。
　　
【专家评述】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之大事件。尽管辛亥革命是一场流血较少的革命，但它影响之深远，却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作用之一，便是促进了近代工商业的快速成长。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主政时期，民国政府均颁布了大量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条规；随着压抑人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一个以发展国货工业、提倡国货销售为主旨的社会运动便开始涌动，这一切大大激发起国人办实业、兴国货的极大热情。于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工商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工商业的发展最集中地体现在上海。那时的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一批批信奉“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云集沪上，模仿着他们的外国同行们，开厂设店，艰辛创业，在“爱用国货、振兴实业”的口号下，筚路蓝缕，艰难前行。
　　
　　1915年陈光甫开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创新业务，由不足10万元起家，成长为民营银行的翘楚。还有商业先驱马应彪开办先施百货，郭乐创立永安公司,使得南京路成为最出名的商业街。
　　
　　至于工业界的成功者就更多了，除了荣氏企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两对兄弟外，还有“企业大王”刘鸿生、化工巨子吴蕴初、厚生纱厂的蒋宝润、“华生电器”的杨济川、叶友才、袁宗耀等，他们打造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国货名牌。
　　
　　要强调的是，国货运动并不是什么盲目排外运动，而是一种倡导积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手段、参与对外竞争的带有开放性质的社会经济活动，它对维护国货企业的生存、推进国货企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它推动国人觉悟的提高和民族觉醒，并促进了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