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
杨树达先生并不曾投身辛亥革命。但异于人们对他“书斋中的学者”的定位，他曾经投身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他倡导过简体字白话文；他是湖南“驱张运动”赴京请愿的主要代表；他的子侄辈多人正是从他那儿看到了《新青年》等刊物，才相继投身于时代的洪流……
1911年11月，从大阪开往上海的海轮上，一位身材一米八以上，约莫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站在船头，眺望远处，陷入了沉思。一个多月前，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生们议论纷纷。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化——各省独立的消息不断传来，不管赞同革命的，还是主张立宪的，还是留恋满清的，都在估摸这一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很快，影响出现了。就他而言，国内动荡，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每月一寄的官费停止了。等待一个月，看来一时半会不会恢复，而囊中所剩无几，不如赶快归国。这不，现在已在船上，只是仅够买到上海的船票，从上海到长沙的旅费还没有着落呢。不过上海同学朋友甚多，总是可以借到的。
十七年前，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家中，十岁的杨树达眼看祖父和父亲的刺骨锥心，心里已埋下报国的种子。戊戌变法前一年，杨树达和他的哥哥一同考入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成了40名学生中最小的一位。学习的内容，就是如何“革政救亡”。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第一班学生多人包括蔡锷以及后来牺牲的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追随梁启超到东京；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务学堂老师唐才常及李、田、林、蔡等殉国。这些事年幼的杨树达都未参加，但心底对这些学长是敬佩的。这在他后来撰写的《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中可见端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湘中近代人物，当以宋(教仁)及蔡松坡为最大。”就在1900年，他到求实书院读书，凡三年，并在1903年以第一名考取秀才。1904年初，好友湘潭周大椿(季良)前往日本留学，嗣后不断来信，“陈说世界大势，谓中国危亡在即，力劝往游”。次年，杨树达和哥哥一道考取湖南官派留日学生，祖父炳南公希望兄弟俩去考功名，他们只得答应次年回国参加科举，这才终于在6月成行。而就在这年9月，清廷宣布第二年废科举。有意无意间，兄弟俩完成了一次绝佳的新旧过渡。当时，章太炎先生在东京讲授国学，杨树达曾经想去拜师学习；转念一想，此非当务之急，便打消了念头。他受同县友人杨昌济劝告，决心放弃“速成”的路子，转而从基础起步，系统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和治学路径——因为他后来即是因为治汉语语法而崛起于学术界，而“欧洲语言”是他草创“以词法为中心的古汉语语法”的借镜。而当时湖南留日学生多入速成班学法政、经济，两年即可学成。同时，他在日本加入了一个包括杨度、杨昌济、李肖聃在内的只有不到十人的小团体“中国学会”。所谓欧洲语言，主要是英语。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的杨树达留日日记，即为英汉对照体。按杨树达最初的设想，在日本的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
1907年7月，杨树达的姐夫，安徽巡警学堂的教官彭麟书目睹其挚友徐锡麟因刺杀巡抚恩铭，心肝被恩铭的亲兵挖出，深受刺激，因而精神失常。辛亥年3月底，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本科的杨树达，惊闻之前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时的同学林尹民参加黄花岗之役而殉难，充满了敬佩之情。194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游黄花岗，谒七十二烈士墓。建筑颇壮丽，有碑记事。此辛亥年三月事，余时留学倭京都。第一高等预科同学有参加是役殉难者，心窃敬之。今来参谒，怆感万端；盖当今一人秉政，权利唯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这时，他在归国的旅途上，一方面，学业尚未完成，有些彷徨无助，另一方面，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于故国的土地，他充满了希冀，希望回国后能有所作为，报效新的国家。
回到长沙，昔日求实书院同学陈润霖出任湖南新政府教育司司长，聘请他任图书科科长。不久后辞去，在湖南四师、湖南一师、湖南女子师范等校教授英文和国文法。
辛亥的真精神，是由皇权转换为民权，种族革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这一点上，立宪派和革命派达成了最大的一致，所以革命才能成功。辛亥以后，民权的伸张并不顺利，所以杨树达在1918年目睹南北交讧，有感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兵者，不祥之器”等语，开始编撰《老子古义》。次年，“五四”运动爆发，长沙学术界陈润霖、朱剑凡等发起“健学会”，响应新潮，杨树达积极参与，演讲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他的为分析白话文而写的《中国语法纲要》一书就酝酿于这一时期。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勒索财物，摧残教育，限制言论自由，杨树达又积极投身驱张运动，被湖南教育界推举为代表，赴京请愿。临行时在火车站对送行的王啸苏等人说：“义无反顾，势在必行，吾意决矣！”而这恰恰是与他的老师叶德辉背道而驰的。
辛亥革命过去100年了。紧接着的“五四”运动，民权的伸张也是主要诉求，这在当时已深深刻入杨树达的头脑。他在1944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美国旧金山广播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各部长无一正人，而何应钦尤劣。美助军火，中国不用以抗倭，反准备内战。”最后，他没有说些如当时一些官僚常说的诸如“干涉内政”的话，而说“知是非之公固在也”。1946年7月中旬，清华中文系旧同事闻一多被刺，他又发出感慨：“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书生狂论，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
中秋夜，我独坐在韩国外国语大学门外的江边，默诵张若虚的名句，“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看着一轮白盘高悬旺山之巅，江中波光潋滟，追慕先贤，不胜今夕何夕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