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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赞周总理记性好

2011年10月18日 09:02 来源:北京晨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资先生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与资中筠先生面对面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百年中国人的自强梦,百年的苦难与坚持,擎着启蒙这面旗,我们唯有顽强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对前贤,不愧对他们的奋斗、思索与牺牲。

  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

  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 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资中筠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要启蒙不要运动

  对于当今网上戾气很重的现象,资中筠认为,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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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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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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