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9日，广东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集会，宣布“共和独立”，成立广东军政府。图为广东咨议局旧址。 曾强 郑洽 翻拍
为何广东光复比南方几个省份都晚？为何广东军政府在短短两年内便瓦解散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
四大原因导致广东响应滞后
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了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的10次主要的起义，其中有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武昌起义前，广东是反清革命的主战场。
在1911年8月6日胡毅生、朱执信致孙中山的电函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此逐省办去，得有成效，再行借款，然后聚全力于一省以发动（大概仍以广东为有利）。”由此可见，直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党人仍认为广东会是首个推翻清政权的省份。然而，武昌起义发动后，最先响应的是湖南，随后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动起来了，唯有广东迟迟未动。
对于广东的滞后，邱捷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首先，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举义，清廷在广东的防范特别严密。此状况在多封电函中均能找到线索。1911年8月6日胡毅生、朱执信在致孙中山的电函中写到：“此次事后，省港之人皆极称义军之仁勇。惟此时侦探之多异常，一时不能轻易收人，若有财力者之帮助，则尚未多。”可见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加强了广东省内的防卫工作，筹款进度也受阻，革命党人的处境一度陷于被动。
此外，多次起义失败已让广东革命党人的元气大伤。另一方面，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段时间，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在广东，无人主持革命导致广东迟迟未动。
“江西、安徽等省的新军在独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广东新军于1910年春庚戌起义失败后，原来的革命骨干或牺牲，或被捕，或被遣散。”邱捷说，当时清朝官吏特别加意防范新军，把新军主力调离广州，而把广州防务交给比较保守的巡防营等军队负责，所以省城的军队并没转向革命，最后只是不抵抗而已。新军只在香山、肇庆等地独立的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
邱捷分析，谘议局对各省的独立起着重要作用，而广东谘议局却被守旧绅士把持，以腐败著称，在商民中没有威信。因此，后来在讨论独立时，虽以谘议局作为议事之地，绝大多数议员却没有参与。
“广东群众虽革命情绪高涨，但又受到以上因素的制约，所以，广东的光复进程就与其他省份有很大的不同了。”邱捷说。
革命党人急于求胜却力量薄弱
“军队比之前日而形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从这封1912年4—6月间陈警天给孙中山的电函描述中，可以隐约看到广东光复后社会的动荡。
邱捷分析，陈警天的这封电函认为社会动乱乃因“成功之速”，确有几分道理。革命党人力量有限，但急于求胜，其间发动了太多带有破坏性的群体（会党、绿林等），埋下了广东军政府“短命”的祸根。
革命党人在广东进行反清时，大量发动会党、绿林等社会边缘群体，组织民军。广东独立时，民军是胡汉民等人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革命党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教育、改造、管理好这些原绿林好汉，民军的军饷又得不到保证，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有增无减。”邱捷说，舆论对民军意见很大，军政府除了把绝大多数民军遣散以外别无他计。但被遣散民军没有安置，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很多重新成为盗匪。结果，民国初年，广东治安比清末更乱。
邱捷分析，这些从来没有管理过政权，缺乏行政经验的革命党人，一旦掌权，很多事情不知从何着手。“统率大量清朝的旧吏役，基本按清朝的办法治理各个县，怎么可能把广东建设成共和民国的模范省呢？”
另一方面，“革命党力量薄弱，且比较孤立。”邱捷说，虽然掌握一省权力，但革命党的敌人得到外国支持；旧官僚、旧士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超过他们；革命党与工、农、商都缺乏密切联系。士绅是反对革命的，支持革命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革命党人很重视商界意见，但商界却认为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
邱捷认为，广东光复前，革命党人曾在粤号召：革命成功后有“平米”吃，但民国以后米价更高了。他分析道，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满足民众的需求，也不知道如何制定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更不懂得如何宣传、发动民众，“等到同袁世凯决战时，士绅、商人都站在袁世凯一边，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都是旁观者，军队也叛变了，站在革命党人一边的只有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