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文
主持人语
在国内外办过多次摄影展，拿下多次大奖，李杰呕心沥血的摄影，不但为他记录了一个匍匐、倒地、顶礼的过程，而且打开了他与大地间的纵深域度。在他的话语中，高原、海边、石头、草地、枝丫、老人、庙宇逐渐成为撕开天光的法器，成为具有人类学价值的佐证。
本期嘉宾
李杰，1956年生于重庆长寿，1982年起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现为自由摄影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1987年，参加四川成都“四川五人”黑白摄影展；1993年参加德国科隆“四川人”个展；1995年、2006年两获巴蜀文艺奖；1996年获“四川省青年摄影十杰”称号；1998年在新加坡举办“冬天的童话”个展；2004年获《中国摄影》年度十杰；2006年获第五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摄影作品集《康巴的太阳》《川西民俗》《冬天的童话》《中国川剧脸谱》《梦幻九寨》《布拖记事》等。
对话
摄影，就是寻找一种诉说方式
经历决定摄影视野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两岁随父母来到成都定居。你很少谈及以前的生活。
李杰（以下简称李）：1958年来成都后我们就住在杜甫草堂旁边。父母在省火电设计院工作。我在草堂小学、百花潭中学读书，与所有街坊的同龄孩子一样。“文革”前后，我成天操扁卦、街头游荡、打篮球……这些经历可能决定了我的价值观，包括摄影视野，那就是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
记：你还有“一颗子弹”的故事……
李：1968年我12岁时，各级通知交出枪支。宿舍里的半大娃娃准备交枪前把子弹打光，我准备跟他们去峨眉山过一把瘾。出发前听到有个人叫我，我一迈步，正好一颗小口径子弹迎面射来，从我的气管和食管间穿过，没有碰到动脉，卡在条形肌肉中间。现在小豆大的子弹还在我的颈脖处。当时我父亲是单位领导，军宣队的人对我妈说：“马上抓人，立即重判。”妈妈却说：“那孩子才十八岁，他打我儿子是无意的，抓起来一辈子就完了，千万不要动那孩子。”家里平淡地处理了这事，医药费都没让对方出。那些大朋友都跑来跪在我妈面前……母亲在她不长的生命中永远在帮助人，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我一直记着母亲的话：“踏实做人平常生活。”刻骨铭心的一句话。
记：你那时喜欢看书吗？
李：进中学了，父亲有个书店提供的购书卡可以买外面见不到的书，家里每周给我两元钱，小伙伴眼红，星期天一早就陪我到人民南路新华书店买书，条件是必须借给他们看。我陆续买了很多书，革命故事、名著等。记得一次去黄田坝看热闹碰到武斗，看见几米外就有人中枪倒地，心里很震撼……这也促使多年后我对生命、死亡的思考。
关注纯粹的日常生活
记：你什么时候摸照相机的？
李：严格说是在中学阶段接触照相机的。我家里有一台“莫斯科人”120型相机，我经常摆弄，也拍摄了不少照片。当然那不过是好玩罢了。后来我到《西南电力报》当记者，开始使用海鸥4B和4A相机。1984年我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买了全机械的尼康FM2型相机，这算是自己的第一台相机。
记：你何时开始到边地摄影的？
李：是1983年，报社派我到凉山的布拖采访。因为土地承包制刚刚在四川农村实行不久，激发了空前的创造性。走访实地，我很羡慕当地百姓的生活。县委书记对我说，实行了承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干部高。我发现劳动附加值高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农产品城里城外一样。我那时的拍摄不深入不真实，比如拍摄雕刻般的皱纹、奇异的服饰等。从那以后直到1988年，我每年都去布拖拍摄。1988年—1992年我出任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外贸与交流》画报常务副主编，忙于各种事务，到1999年完成展示死去的胡杨为主题的《亡灵99》拍摄后，很想再去看看布拖，到了那里，我心情就变了。我很心寒，因为与80年代几乎没有变化。我自问：我能为这个民族留下些什么？我决定走进这些人。
记：你看到了什么？
李：这段时期是城市化运动高速推进时期，摧枯拉朽，消解了边远地区的文明。那种生活状态一旦被外力打破，它固有的场域就不复存在了。我绝不是一个喜欢拍“阴暗面”的人，我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拍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比如很多摄影家喜欢拍火把节，我不大在意，那不属于纯粹的日常生活。
摄影是“自我启蒙”的完成
记：你持续二十多年拍摄布拖的人间百态，可以说布拖是你的一块精神飞地。
李：的确，布拖是我一生的命题。当我走近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我不时进行换位思考。他们没有过多的生存以外的欲望。而我们控制不了欲望。我们身处欲望之中，永远不会变得那么单纯。我尊重他们，和他们成为朋友。我由此思考，更大区域的山地居民是否也如此生活？为此，我几乎走遍了所有亚洲国家。在环太平洋东岸很多国家里，我发现在那些具有普遍生存意义的场域里，的确有种迥异于都市的文化对抗。
记：一个摄影家如何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超越自身的生命经验，进行更为复杂的观察，这有可能为我们打开更多的思考向度。请说说你去亚洲国家拍摄的情况。
李：2006年底我应约拍一个选题，有机会出入东南亚和南亚的多个国家，我选择了尼泊尔的莫洛哈拉和柬埔寨的中季伦两个村落，并与我长期关注的四川布拖村落的彝人日常生活进行比较。2007年1月我首次进入莫洛哈拉。我在村子闲逛，见人就主动双手合十打招呼“那玛思德”——我至今只会说这一句尼泊尔的问候语“你好”。我通过翻译与他们聊天，想方设法接近他们。到第4天，村民的好奇心消退了，我确信已不会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开始把镜头转向他们。此后两年我去了6次，每次都会在村子里待上十来天。我通过翻译对他们进行采访，我在看他们，其实我也在看内心，一定要呈现出最自然的状态。
记：你是一个思考型的摄影家，你思考的问题其实也是当下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李：我只是一个在摄影过程里自我修行的行者。摄影不过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自我启蒙”的完成。必须承认我没有太大抱负，也改变不了他人命运。我只是觉得我们和他们不该有这么大的距离——无论生活还是心灵。这也是我内心的观看，尽量真实，呈现出最自然的状态。全部不干涉，只想通过我的影像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人在观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带着迫切的心情进去，得到的反而是表象，如果冷静一点找到切入点，才能看到本质。
记：你拍摄的大量影像被称为纪实摄影，你如何看待真实？
李：摄影与真实是有隔膜的。真实是我面对的物像，你举起相机，就与活生生的物像无关了。真实是我作为摄影师对物像的一种想象。勿过分夸大摄影的纪实功能。我们是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寻找、确认现实意义的，因为摄影者在对现实取景过程里已注入新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到的照片已非纯现实的一幕。
我的摄影比较随缘
记：你一直拍摄黑白片。
李：我的摄影一直带有实验性质。我用各种方式训练和检验自己的影像。每拍摄一个东西，我首先要寻找一种叙述方式，让我的观看变得多元。说到彩色，有拍摄得很好的摄影家。但我认为彩色容易让摄影者至少是我，被一种简单的真相迷惑，进而去追求一种片面的真实。黑白是对时空的一次纯化，它可以达到我对真实场景的想象。这也是我多年来选择黑白片的美学动因。
记：你使用数码相机吗？是否进行后期制作？
李：我大概是国内较早使用黑白反转片的人，每次走几个国家，行李要经过七八次海关的激光扫描，有一次就使我的几十个拍好的胶卷报废。没办法，我购买了一台佳能1Ds Mark Ⅲ的数码机，到国外去都用它。我认为纪实人物拍摄绝对不能后期制作，那是对生存者的阉割。
记：四川电视台拍摄过一部反映你摄影生涯的专题片《一年中的三个月》，三个月在外拍摄，三个月打理公司，三个月整理资料。现在呢？
李：公司早就不做了。我现在大半年在外拍片，剩下的时间在家整理资料，读书，会老朋友。说到题材，没什么能限制我。我的思维很跳跃，川剧脸谱、九寨沟、胡杨林、布拖村寨等拍摄可以交叉进行。
记：你平时主要依靠摄影的收入为生吗？
李：十年前我办文化公司的积累使我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了。我几乎不为媒体提供照片，但欧美的一些美术馆、博物馆每年要收藏我的几组作品，一组作品五六幅规模，这笔收入也可以应付开支了。摄影最大的物质开支不是这些，而是你必须“在场”。
记：在你的摄影生涯里，最让你感动和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李：我的摄影比较随缘。应该说，我每次从外地回来，家人在我作品里发现了让他们感到幸福的痕迹，我所有目的就达到了。说到难过的事情倒是有：记得我在马来西亚渔村，看到来自国内的一批摄影家，竟然反复劝说一个少妇脱掉上衣给孩子喂奶！这简直是对摄影的侮辱……
记：回顾走过的路，你由“路上风景”的拾穗者变为趋向终极地跋涉的摄影家，返回内心，心境平息。
李：我从来不怕被社会遗忘。在没人特别关注的情况下，我仍然可以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愿望。
采访手记
2011年12月6日
我第一次见到李杰，是在2009年举行《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一书的首发式上。作者之一的陈维是李杰的老朋友，他来捧场，他向朋友祝贺，心意已到，好像没有进会场就悄然离去了。他显得有些落落寡合，我后来读到记者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直到5月16日，我终于思考成熟了，决定要从‘幸存者’的角度切入，跟踪拍摄一个幸存者，以此展现人们在灾难后的生活和心理变化。我已选好拍摄对象，是一个我认为足够典型的14岁男孩，他的身上集中着灾情带来的苦难。他的孪生姐姐在地震时去世了，自己左小腿截肢，家里是农户，屋子全部倒塌。但他很坚强，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我希望以此记录幸存者们在灾后心灵的修复、认知的变化、生活的继续，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显然，这不是他二十多年的摄影轨迹中的变数，而是他关注民间生存状态的一种正常反应。
一次与诗人钟鸣雅聚，钟鸣转送我由“艺林国际”出版的李杰摄影集《布拖、中季伦、莫洛哈拉——全球化背景下亚洲三个不同区域村落的百姓日常生活》。回家翻阅这部厚达500页、重2.5公斤的大作，三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群落，在李杰的镜头下得到了一种富有深意的“交汇”：它们均是游离在主流社会域场之外的、被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几乎遗忘的地方，其生存状态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而，当“地球村”“一体化”之类的词汇已成人们的口头禅之际，李杰把这三个区域标举到我们眼前，好像在提醒这个一味奋力跃进的时代，后面落下了一些兄弟。虽然摄影是一种浓缩，具有凝固时间的力量，但李杰想说的却是：“我不喜欢刻意摆布，我更愿意展现人们在特别条件下的常态生活。”
李杰的这部作品已发行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众多国家领事馆、图书馆、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收藏。我认为这是一部基于反思纪实摄影、解惑纪实影像焦虑、寻求突破种种桎梏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纪实摄影的场域。
艺术批评家刘树勇指出，李杰的纪实摄影实践，集合和显现出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发展过程的种种延伸：比如对纪实性影像早期那种过度艺术化想象与视觉特征的摆脱，转而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予以特别关注；比如援引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其实，李杰所做的，不过是他“彰显大地”的田野作业。
在李杰位于锦江畔的书房，我们谈论的话题已不限于摄影，他的几千册藏书，令他更靠近学者。在我看来，他的镜头固然是他之于世界的连通器，但他决定拿起相机时，相机就是他敬献于大地的一桌香案。对于大地而言，照相好像是比喻，一幅真正的摄影作品绝对是隐喻。在隐喻的地域没有大师，只有彰显隐喻的大地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