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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独立传媒江湖
他有“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本刊记者/马多思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的民国元年的小学教科书被影印再版。
这套老课本由11册线装教科书和6册与之相配套的平装《教授法》组成，封面用的是传统线装书常用的瓷青纸。制作者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带精致小竹片的蓝印花布书袋，用于包装全套书，以至于有人说这书“美得让人发呆”，甚至有人埋怨“过于精美，舍不得翻阅”。
把这套书做得如此极致的，就是出版人张立宪。
1969年出生的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长得浓眉大眼，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男一号李玉和。他出书一向有着“不惜成本”的名声，有人说，他这种苛求只有当年国家搞样板戏时才有过。
但张立宪认为值得。他说，通过这本书，就能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被公认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套小学课本，有“公民教育读本”之誉。
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历经3年努力，张立宪的团队精心修复、再版了初版于1912年的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作为老课本系列修复计划中的第一套。
第一次看到《共和国教科书》上的文字，张立宪的内心非常震撼。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文字很简单，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能读懂，但在张立宪看来，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美感和力度，胜过万语千言。
老课本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张立宪看到，母语曾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过。“中国的文字在当时真的是有一股勃勃生气在里面，它的正大光明的气象，后来很少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无论是社论还是小学生作文，都是在遮遮掩掩，或者是一些套话、空话、言不由衷的话，要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那时起，张立宪产生了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想法。2010年春天，他南下杭州，与对学者傅国涌见了面。
对民国教育颇有研究的傅国涌，为张立宪推荐了商务印书馆晚清民国时出版的3套老课本，其中首推《共和国教科书》。他认为，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因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再版次数超过2560次，发行量达七八千万册，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精英们阐述了14条编辑要点，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确定出版计划后，张立宪和他的团队要做的第一步，是把这套课本找齐。但他们发现，这个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图书馆里找不到老课本的收藏。
经傅国涌介绍，张立宪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
“这些老课本是石鸥老师的宝贝，要借出来特别难。后来慢慢接触，石鸥老师感觉到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们便有了信任。到最后，基本上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一开始还打借条，后来借条也免了。”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张立宪介绍，初小部分的大幅插图、楷体手写字，修复起来还没那么费劲，真正高难度的是高小部分的内页，因为文字笔画非常繁琐。
修复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出版计划一推再推——本打算当年出版，结果第二年也未能完成；本来计划一年出三套老课本，结果改成三年只出一套。
2010年，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老课本已经开始热卖，张立宪的想法被别人捷足先登实施了。但他不后悔也不生气，他相信，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张氏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终告出炉。
这套书的外皮沿革了张立宪“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张立宪正巧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一头，一家出版社表示要给这套书制作腰封。听到这，他粗粗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神情显然不悦。“我不想让别人推荐我的书，也不想推荐别人的书。都做好自己的书就行了。”挂下电话，张立宪如此对记者宣示。
不惜成本，不留遗憾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老课本的兴趣始自2009年，当时，文化学者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给了他最初的灵感。
数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当即被个中文字所吸引。他感慨：“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让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这篇文章，正是刊发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
让张立宪声名鹊起的《读库》，创办于 2005年9月。当时，已经在出版业混迹多年的张立宪，正在考虑是否跳槽到另一家出版公司。然而，随着入职时间的逼近，他和新东家的分歧逐渐彰显，使得张立宪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总是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一些事情？”正值本命年的张立宪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次日，他就有了具体的目标：做一本Mook(即杂志型图书)。“突然间我意识到，不能做成‘刊’，一定得是书的质感和形态。一本做得再好的杂志，过一段时间也会被人们当成废纸扔掉；而一本做得再差的书，基本上会被保留在书架上。”
关于这一次创业，其中的冒险成分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夸张。“别人和我聊起《读库》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谁给你投资？’我自己投啊！这听起来似乎很吓人，其实再简单不过，图书出版的资金门槛并不高。”回忆当年，张立宪说他为《读库》试刊投入了4万多元。
做《读库》，张立宪坚持“三有三不”原则，即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读库》火了，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这个群体每年都在稳步增长。目前，每期都能售出三四万册。
关于“不惜成本”一说，张立宪这么解释：大的出版商有一个诀窍，即一本书的全部成本，需控制在书定价的23%以内。而《读库》仅仅印制成本，就已经占到23%了。
而《读库》一篇文章的制作过程，也可以说明其不计成本精雕细琢的制作原则：张立宪约作者绿妖采访、撰写关于民谣歌手周云蓬的稿子，绿妖表示她需要花三个月采访周云蓬，然后写作需要三个月，整个过程至少半年。果然，半年后稿子发出来了，而绿妖和周云蓬已结成爱侣。
不久前，《读库》再版了国内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挪威绘本《童年与故乡》。较真的张立宪辗转找到译者吴朗西和手书者丰子恺的后人，把稿酬付给他们。
“人在做，天在看。”张立宪在博客里写道，“如果版权上有瑕疵，如何能够像一个丰收的农民一样享受收获的喜悦？” ★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的品牌奇迹；2011年，他又拿出特有的执著，以绣花般的耐心与功夫，修复并再版了民国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重现母语教育的生动、质朴和启蒙力量。他的踏实、一丝不苟，乃至几近“变态”的追求完美，在当前浮躁喧嚣的传媒江湖堪称另类，却同时收获了个人的成功和众人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