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一位具有大爱之心的仁厚长者

　　卢润祥

　　打开《昭苏日记》，读到施蛰存先生对我拜访他的记录，使我回想起每次叩访他的情景：在他面前，并无拘束，是老人和晚辈熟稔的随意闲谈。在这样的回想中，我也像是回到了旧时的岁月芳华。可惜，我当时只看作寻常，没有倍加珍惜这难得的机缘。我想，我应该用文字记录下相处的一刻，留下对哲人的一页纪念。

　　我读过施蛰存先生《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那里记述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在他主编的《现代》二卷6期上冒险发表的经过。但其中没有对鲁迅本人的直接描述，因此，我就很想知道他对鲁迅的印象。当我提出来时，施先生站起了身，说：他是个“绍兴师爷”喔，曾说我“洋场恶少”，我觉得他误会了，因此并不很在意。我敬重他，这是因为当时那样环境下，能用他的杂文做枪不容易。现在海外有人说，鲁迅读书不多，对他评价过高，我觉得这话不对，鲁迅的历史地位不是“捧”出来的，如果说读书不多，怎写得出《汉文学史纲要》来；周作人读书是多点，但文章写到后来变成抄书了……闲谈中，他还说，最喜欢冰心之作，她的文字当得上“洁净”二字；沈从文的某些文章曾一读再读云云。

　　我曾请教怎么做学问好，他说：我写过篇《我治什么“学”》，你可以找来看看的，这里可以补充说一个“笨”办法，那就是“抄书”：我抄过《英国诗选》、《世界短篇小说选》，没有这个“抄”得来的功底，写不出我的第一部小说集《上元灯》———是水沫书店出的；后来在华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又抄过一些古人的词集。

　　1980年，施先生创办《词学》一刊，这是一本严肃、艰深的学术刊物，却因为僻字太多，版式要求高等原因，至1981年11月才出版创刊号，第二期拖到了1983年的10月，长长的四年，只出了二期。这使施先生颇感头疼。这时，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沪上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就要我想法。厂方知晓情况后，安排了专人负责《词学》印刷事宜，且每期作为“急件”来办，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一天，我接到施先生写来的一张明信片，嘱我抽空去一叙，最好下午。我没有想到的是，坐下不久，他就从身上摸出一些自己的美金来，要我换成人民币交给我妻子，转交厂方买些烟茶慰劳排字工人，还说，这是排工费，账面上有，不是“行贿”的。厂里觉得却之不恭，就收下了。不过，事后厂方还是托我给施先生送上新印制的《辞海》(语词)的缩印本等作为答谢。

　　当时，有一位姚老先生，常到出版社来找我，说搜集了不少历代女子的词作，想编一本《全女子词》，问我可否。我为此写信向施先生请教。不久，施先生来信说：“这个书名不好，建议用《女词人集汇编》或‘大系’，估计数量不少，徐乃昌刻《小檀栾室汇刻闺秀百家词》就有一大堆，再加《众香词》，印起来恐也有一巨册。此书如有适当人选编辑，我可以写一‘前言’，但怕材料不足，写不长。”又说：“女词人集宋元明甚少，加起来不到四五万字，清代则不少，可有一百五十家。”姚老先生听到我转告的施的信件内容后，大概知难而退了，此事后未成。

　　印象中，施先生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踏实，说：精品要磨。他的《鸠摩罗什》小说改了七遍，还不满意。以后再印前，他给我来信，要我代借《中国佛教史》，其中有关鸠摩罗什的章节，他还要细读一下，据此再作润色。他对当时有些青年作家某些粗疏之作也是不满的，说，现在有的赶时间的“跑马书，不能看”。

　　施蛰存先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作家，但却像一位普通老人，相处中，十分平易近人。他又是一位具有大爱之心的仁厚长者。当他知道我的《明人小品选》出版在即，亟需一篇“题记”作为导读时，不顾术后还在休养，执笔成文寄我。这篇“题记”后收入先生的好几个选本中。他对我的写作也颇多鼓励，表扬我的《俞平伯论画》一文，说“读得有味道，以后要多写”。交谈中，也说到许多家常琐事、社会新闻，谈到了许多社会焦点问题。他在给钦鸿的信中曾说：“经济起飞，文化下降，人们道德低落，唯利是图……安分守已者并无得益。”这些话我也亲耳听施先生说过。他长年在书斋，却是关心着世事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