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山执著学雷锋 教育晚辈捡到五毛钱不能买冰棍

　　1962年8月15日，抚顺望花区部队驻地。乔安山坐在驾驶室里，按照班长雷锋的指示，去把满身泥泞的爱车擦干净，他双手把着方向盘，朝九连炊事班开过去。

　　车打了一个90度的弯后驶入了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右边是连部的房子，左边是一排一米六左右的柞木杆，中间拉着铁线，是用来给战士晾衣服被子的。乔安山犹豫了一下，没把握是不是会蹭着连部的房子。他把头探出车窗外，冲雷锋喊了一声：“班长！你看看会不会撞上房子？”

　　雷锋走到车的左前方，向乔安山打着手势：“走吧，没事，倒，进，进……”

　　乔安山挂二挡起步，迅速回转方向盘，谁知车轮在泥泞的地上一滑，“轰”地向前，左后轮把一根柞木杆撞倒，木杆重重地砸在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顿时倒在地上，此时的乔安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径直把车开到了前面，下车后，眼前的一切把他惊呆了……

　　以上便是雷锋的真正死因，直到1996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才首次将这个“秘密”揭开，同时，也让乔安山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如今的乔安山，年过七旬、左耳失聪、患有心脏病，但他依然走在从一个报告厅到另一个报告厅的路上。

　　2000多场报告 打着吊瓶也要上

　　能与乔安山见上一面实在是太难了，不是他羞于见人或者自大狂妄，而是他真的忙得抽不出空儿来。

　　以3月2日为例，乔安山早上六点起床，准备去作一个宣传雷锋精神的报告；中午简单吃过饭后，又一个报告；下午五点，又一个；晚上七点，还有一个雷锋号列车的揭牌仪式。而就在前一天，乔安山刚刚从北京录制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回到抚顺，并作了一天的报告。

　　“五号我还得去长沙，雷锋的老家。”乔安山话音未落电话又响了，“也是五号？新浪网的专访？确定了吗？”挂了电话的乔安山也犯了难，“时间撞车了，看领导怎么安排吧，都是好事，不去哪个都少了一次宣传雷锋精神的机会。”

　　记者与乔安山的聊天，就这样在既热情又匆忙的环境下，逐渐热络了起来，“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吧？”乔安山指着表说，“不是我拿一把，而是我半个小时后还要赶去一个地方作报告。”

　　乔安山告诉记者，他每年并不是就忙这几天，平常也是这样，“一有机会作报告我都尽量去，让更多的孩子知道雷锋和雷锋精神，太重要了。”乔安山说，“有几次我打着吊瓶强撑着身体到了会场，但只要一看到底下坐满了学生，我就不自觉地精神了。”

　　说着，乔安山的老伴笑着走过来为他拨了拨头发，“这是嫌我形象不好了，现在我老伴是我的经纪人。”乔安山告诉记者，从1996年到现在，他做过的讲座已经超过了2000场，“我们年纪大了，宣传雷锋精神恐怕是唯一能做的身体力行的事情了。”

　　抚顺这座城市和乔安山很搭，工地的围挡、废弃的商铺、街边的橱窗，只要能贴海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张贴画，乔安山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雷锋精神，希望能看到，雷锋不再是每年三月来四月走的现状。

　　《离开雷锋的日子》 他是原型

　　乔安山的房子在一个小区的高层里，家里很大，装潢很简单，但屋子干净整洁，正对大门的墙上挂着他、雷锋以及雷锋班历任班长的合影，客厅的一个角落立着一尊雷锋的半身铜像，“这个铜像是抚顺人民自己做的，我觉得非常传神，就弄了一个放家里了，那个合影也是有一次我去辽宁电视台做节目，从电视台拿回来的。”

　　这个房子是乔安山一家人的第三套房子了，第一套就是铁岭的一个简易房，后来抚顺政府将他接了过来并为他买了房子，而现在住的地方是乔安山的一个老单位给安排的，“大家都很照顾我们，我更要做好宣传雷锋精神的工作。”乔安山说。

　　提到心里那永远的痛，乔安山也向记者敞开了心扉，“以前有很多媒体说我因为雷锋的死而抬不起头来，其实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乔安山说，当年组织对雷锋的死下过定论了，“乔安山没有直接责任”，他当年只想默默地学雷锋做好事，不想做宣传，所以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内疚没脸见人吧。”

　　直到1996年，《离开雷锋的日子》导演康宁找上门来，乔安山还是把人往外赶，“但康宁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乔安山告诉记者，“他说，老乔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缺的就是雷锋精神啊。”只因为这一句话，乔安山走出了30多年的隐居生活。

　　电影上映以后，宣传效果远远超出了乔安山的预料，找上门来要求他作报告的人数都数不清，从那时起，乔安山就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宣讲生涯，“我还记得做第一场讲座时，我特别紧张，说不出话，光冒汗，十五分钟就草草收场。”但现在，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了。

　　也有人问过他，说，“你老乔天天这么作报告，说来说去那点东西，不烦吗？”而乔安山的回答是，“如果不是这么常年的做讲座，我对雷锋精神的理解也不会这么透彻，怎么会烦呢？”乔安山外出做讲座的最长纪录是，一年七个月漂泊在外。

　　执著“学雷锋”不怕被误解

　　就因为这股拗劲儿，直到现在还有人称他是傻子，网上的一些误解他也都看在了眼里，“我早就看淡了，难受归难受，但随他去吧，我学雷锋不怕别人说什么。”乔安山说，倒退四十年，说的比这难听的多了。

　　1970年，单位的人事变动给了乔安山一个“隐居”铁岭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了运输公司铁岭车队。但在这里他却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被人说成“傻子”“二百五”“多管闲事”。

　　乔安山还遭遇过救了人却被诬陷是肇事者的事，在当时受尽了委屈，乔安山告诉记者，别人都相信那家属的话，还说，“撞死雷锋的人，还有谁不敢撞？”用乔安山当时的话说，他真是哭都哭不出来。

　　但乔安山并没有因此“学乖”。某年三九天，乔安山从铁岭去昌图拉煤，见对面马车上有个小女孩不停地哭喊。他停了车，经过询问得知，女孩病了，家里人要把她送到县城里的医院看病。乔安山算了算，马车要走一夜才能到县城医院。于是，他不顾装卸工的极力反对，卸了车斗，拉孩子去了医院。一个多小时回来，装卸工冻得直蹦高。乔安山见状也难受，于是他一个人想去把卸下的车斗挂上，可是卸下来容易挂上去难，旁边一个装卸工又开始了冷嘲热讽，“你不有本事吗？怎么挂不上了？”乔安山忍了。

　　但乔安山不是神，当然也有忍不住的时候，“我也不能跟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怎么办呢？我就到大哥（雷锋）的墓前跟他说说心里话。”在雷锋墓前，乔安山经常是一坐就是多半天，把心里的高兴事、烦心事都说一遍，“我总觉得他没死，我干什么他都看着呢。”

　　教育晚辈 捡到五毛钱不能买冰棍

　　乔安山显然把雷锋当成了自己的亲哥哥，在他看来，去墓地好似串亲戚一般幸福。他还让孙女管雷锋叫“爷爷”。

　　有一次孙女乔婷娇回来问乔安山，“爷爷，为什么人家都有一个爷爷，我有两个？为什么人家都叫雷锋叔叔，我却要叫雷锋爷爷？”面对孙女的提问，乔安山笑了，“你管我叫爷爷。那么雷锋是爷爷的哥哥，你说你该叫什么呢？”从此，乔婷娇便不再追究“两个爷爷”的事情了，现在她在部队的雷锋纪念馆做讲解员，依然称雷锋为“爷爷”。

　　乔安山对于晚辈的教育也时刻不忘雷锋精神，有一次他带着还没上小学的乔婷娇出门遛弯儿，突然孙女挣脱爷爷的手跑了几步从地上捡起了五毛钱，“爷爷，你看，我捡到的。”乔安山立刻告诉她，“捡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

　　于是乔安山带着孙女来到派出所，可爱的乔婷娇把钱伸向一个民警，“警察叔叔，你看，我捡到五毛钱。”可令乔安山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民警居然对自己的孙女说，“乖，拿去买冰棍吧。”乔安山立刻抱起孙女把钱放在警察手里就走了，“刚才叔叔跟你逗着玩儿呢，以后捡到钱可不能买冰棍啊。”乔安山说。

　　此外，乔安山的两个儿子，从小到大也都是听着父亲讲述着雷锋的故事长大的，并且感觉到自己的父亲特别严厉。直到今天，他们还能回忆起小时候捡到东西了，父亲督促着他们站在寒风中等失主来认领的情景。

　　对此，乔安山说，90后的孩子不知道雷锋，能怪孩子吗？应该怪大人教育不到位。“我只是做了一个家长该做的也擅长做的事情，宣传雷锋精神也要从娃娃抓起。”乔安山说完，喝了口水，并且正了正别在胸前的雷锋胸章。

　　文/摄 新报记者 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