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蓉：“80后”作家与他们的批评者

　　前几年，“80后”文学是文学市场上的新宠，霎时间，但凡以青春的名义，总可以写几篇文章，蹦跶出来。这几年，市场见惯了“80后”青春的脸，作为一桩文学事件、社会现象这一话题的热度有不少降温。“80后”实际上已逐渐分裂，“80后”文学成为了个人的斗秀场。于是，近些年，我们又听到另一种说法，正如被遗忘的“70后”作家一样，“80后”缺少严肃的良好的评介，更呼唤同代的“80后”批评家。在我看来，“70后”作为一个从年龄代际划分的写作群体固然没有得到及时且持久的批评推介，但对于写作者个人来说，“70后”现在却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70后”批评的缺失可能使“70后”写作者在文学流脉中显得话语声较孱弱，但并没有阻止优秀的“70后”写作者在文学界逐渐崭露头角(这群“写作者”既指“70后”作家也指“70后”批评家)。“80后”也如此——如果这个提法够准确的话。

　　需要澄清的，是文学史上“80后”的概念，让我们首先从“80后”作家开始。“80后”一词，从诗歌始，于小说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在《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手下风起云涌，最初是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的书写为代表。他们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清新风气，获得了大量同龄人的推崇与喜爱，成为跨文学界与文化市场的青春偶像。但不得不承认，对“80后”的定义，“80后”自己也是百口莫辩。以代际为主要方式的划分，必然使写作者对自己的身份表现出疑虑。“80后”的划分实际使相当部分的“85后”未及赶上大潮处于波峰的那两年，同样也湮没了众多“80后”的异声——那些不同的生命历程所致的复杂题材，那些只属于小范围团体的成长书写，那些逃出同龄人审美期待的青春想象。

　　于是，我更愿意认定，最初获得承认的所谓“80后”写作实质上是“青春写作”的一种代称，是在物质逐渐丰裕、追求财富欲望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个经历过现代化转型的、完全建立在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信念的年代，与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体系几近隔膜的基础上产生的巨大文化喧嚣，是文学新军与文学传统的一次碰撞。而代际意义上的“80后”作者意义则更加复杂，作为整体的“80后”，无论是文学资源、知识构成还是价值取向，都有明显的不同，而他们呈现的则超出于青春期描写，表现出个人对现代社会、对城市乡村、对国家与历史纷繁多样的想象和梦境。“80后”的出现是自然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历史中找不到佐证，他们也无须挣脱之前的社会、文化、历史所带给写作者个人的集体隐痛。时代转型的“阵痛”在“80后”这里找不到，社会、文化、传统的“断裂”于“80后”而言不过是个平滑而精准的切口。不管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还是革命、理想、反思、理性，他们天生具有与传统断裂的优势，在这断裂中，新的文化精神形态又无法为前辈所代言。他们的青春，除了自己书写，又有谁能替他们书写呢？

　　如果就写作题材来看，文学传统中的青春书写往往是作家向后的反观，是成长完成后对成长的模拟，其最终兴趣不在青春本身，而其后隐藏的独特而丰盈的历史、文化、精神秘密，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探索与体悟。而“80后”却是在社会、文化的现实背景上对自身生活处境、精神状态做的镜像表达，是现在时态的。再反观“80后”提法刚出现的当时，这些新鲜的写作者不过也就是十七八岁甚至更年轻的光景，是实实在在的我手写我心，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80后”的称呼也越来越暧昧，内涵意蕴的外延也越来越复杂，所以说他们——“80后”原初意义的代言者们，是弥补文学上对“80后”一代青春的叙事空洞的写作，恐怕也就不为过了。从外在表现上看，原初意义的“80后”写作呈现出青春书写的形态，而“80后”一代与时代文化话语的应和、市场的捕捉与推手、“80后”创作的分化及与主流文学界的互动等等，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对“80后”的文学批评，以及以“80后”面对“80后”，同代批评家面对同代创作者的提法，只怕也会成为伪命题；而为批评某一代际的作品，去虚构一个与之对应的批评群体，则是一桩看似无理的事情。其根源既是大部分文学群体对某个文学现象、某些群体的合理化忽视与集体失语，也是对批评使命的推诿、简单而粗暴的任务分配，更是对批评自身规律的不尊重。“80后”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市场现象，而“80后”批评却无法走同一途径。2004年，对“80后”讨论风起云涌之时，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出版《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小饭等10位“80后”作者进行了集体炮轰，书中22篇批评性文章的作者也都是“80后”。可以说，十少年作家的批评，这些批评群体和推出“80后”作者一样，走的是商业运作的方法，带有浓厚的投机意味。这样的批评方式固然从形式上贴合了“80后”写作反叛的个性气质，但却未必给“80后”批评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不管是对批评者而言，还是对写作者而言。同代之内的批评观照在体察领悟层面更加便利，那些作品中的细节呈现和隐喻所指，文本结构上的变化更加易于发现，而更深层面独立的理论思考却由于个人积淀不同较难实现，历史的深度往往被拉平。“80后”的文学创作依托着青春期的感性与想象力的资本，而针对“80后”的评论却不能受困于感性的阅读体验维度。批评本身需要理性的沉潜和审美思辨，需要社会、历史的深层观照，需要从文学“传统”里出生，保持历史的连贯性，获得整体的审美批评性考量，并进行当下性的审美诠释。因而被寄予厚望的“80后”批评者，更需要处理文学批评传统与摆脱批评模式的关系，弥合现代转型为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裂缝，从个性和共性上全面把握批评对象的主体性和创作生态。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脱离于历史的“80后”同样是“历史的中间物”。这一切都使得“80后”批评者的发声相对滞后。

　　批评界需要“80后”充当怎样的角色？也许，这个可能在某个时期全面登上舞台的批评群体将会以“80后”一以贯之的反叛个性，超越批评现状的想象力与空间，多少让批评重新面临新的选择，在摆弄西方各种经典理论的废弃游戏场上搭起个可以自己立得住的文学的巴别塔来。比虚拟出专门针对“80后”作家的“80后”批评家更重要的，是塑造独立的写作品性，不管是于作家而言，还是于批评家而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80后”批评的呈现更加难得、更加重要。因为真正成型的“80后”批评很有可能在断裂的文学传统维度上建立崭新的知识场；在批评的视线中积累批评的规模与影响力后，为批评的方向在理论上带来可能性。假如作品转瞬即逝，对它们的评论是否也随之烟消云散？文学批评如若必须依附于研究对象而存在，甚至刻意强调为某一研究对象而推出与之相应的批评群体，那文学批评又如何获得独立的品格？文章已死，而评论却留有余温，这多少让批评者心生向往。虽然我依然认为批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另类方式，但是批评者没有创作谈，批评者要说的话，全在他们看世界的眼光里。

　　(赵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