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编剧首谈影视争议：有批评说明成功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丛书 ①《温故戊戌年》 ②《流放紫禁城》 ③《最后的神话》 ④《世纪晚钟》 ⑤《老中国之死》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

　　该丛书以纪实手法全景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洪宪帝制失败这段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依次展现了清末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立宪改革到最后辛亥革命爆发，建立共和，而后袁世凯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近代中国对政治改革路径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历程。作者利用新近发现的史料推翻众多历史定见，对众多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评价，并通过诸多历史细节，充分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访谈

　　悦读周刊：晚清历史是如何走进您的视野中的？作为一名很成功的记者，现实应该才是您的兴趣所在，为何突然对晚清这段历史发生兴趣？这段历史最迷人之处在哪里？

　　晚清七十年，是拨乱反正的七十年；晚清在开放，是一次次被人家逼迫着，痛苦地把开放的口子开得大一些，再大一些；晚清在改革，先从改革经济开始，然后是改革政治，甚至在慈禧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政治制度变更的立宪新政。当然，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体变更，都进行得不情愿、不彻底，到了最后，所有改革和制度建设都成为虚伪的口号，大半国家财富都成为新贵们的晚餐，几乎所有官员除了保官就是捞钱，终于官逼民反，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我在梳理这些历史史料的时候常常在想，这真的仅仅是历史吗？

　　悦读周刊：您写的这段历史离现在也不过100多年，但却显得迷雾重重，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使得这段历史至今仍含混不清？

　　张建伟：这好像应该去问那些书写历史教科书的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历史，不都是他们写在教科书上，然后通过老师和教授先生们灌输给我们的吗？

　　好人坏人打架有什么好看

　　悦读周刊：您写出了一个丰富的复杂的晚清历史，与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中的那种单调的扁平的晚清不一样，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正面的、反面的都不太一样。您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认知是怎样的？

　　张建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道德总是承认那些已经得到确认的充满正义的东西。它永远正确，正确得消灭了历史。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既无商量的余地，或褒或贬，故事只好在此结束。”

　　我们一旦进入这种道德化的历史，总能发现充满感情和正义的纯净简单：你是好人，他是坏人；大灰狼坏，小兔子好。

　　但历史却不是这么一个随便设置的简单电脑游戏。所谓历史是说：人类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训，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这只有放弃以道德的名义来书写历史才能做到。放弃了道德化的历史说教，历史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照亮自己，接受一连串新提问。否则，历史就像朱熹所说：“好像在看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打架。打架有什么好看？”

　　但放弃以道德的的名义书写历史，是件决不轻松的事情。在废墟遗址和衰落的历史中漫步，脚步本来已经很是沉重，何况，它常常还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历史品格，甚至，需要历史时机。

　　悦读周刊：电视剧《走向共和》出来后引发的争议之大，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所仅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

　　张建伟：我的晚清历史报告总共是五本书，初版于1999年，随后我把它们改编为59集的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于2003年播出。

　　先说它受到的关注。这本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电视剧是被阉割播出的，没有任何一位观众观赏过本剧完整的电视播出版。每集45分钟的电视剧，或多或少都被阉割掉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内容，有的甚至被删除了一半，最后一集只剩下了20分钟。观众看了这样一部被阉割的电视剧，如何还能关注它？原来，电视剧虽被阉割播出，电视剧的DVD完整版却并未禁止销售。本剧被阉割播出的结果就是：观众们将本剧的DVD完整版抢购一空，然后口口相传，每一套DVD都有多人传观。随后便是盗版。至今网上仍有本剧的完整版在销售着。一部电视剧，造成这样的传播景象，确是奇观。

　　至于本剧引起的争议和原因，我觉得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附丽上了夺目的政治光环，并成为人们道德崇敬的对象。

　　《走向共和》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由于它与人们近百年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思维定势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由于它能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在数以亿计的电视的受众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新诠释，当电视剧演职员们挟如此巨大的特殊优势，来强化他们与人们刻板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时，其影响力冲击力之巨大，就自然而然了。

　　不回应批评，因为每个人眼中的历史不一样

　　悦读周刊：其中，历史学界对您的批评最为激烈，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张建伟：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是史学门外汉，写了一部历史作品，引发那么多史家的批评，这说明这部作品极为成功。

　　我读过那些批评，但我觉得不值得回应。例如我的《温故戊戌年》发表后，一位北大教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大批判文章。他自认为是研究“戊戌史”的权威，他已经对这段历史有过“历史定论”了，例如“慈禧太后就是扼杀戊戌变法的保守派头子”，谁改变这个“定论”，谁就是要为历史翻案，甚至，“为慈禧这种反改革人物”翻案。我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批判文章呢？我认为“历史无定论”，我认为“不能给历史人物戴政治帽子”从而“一棍子打死”。因为那样一来等于消灭了“历史研究”！所以，所谓史学界对我的批评，我一般不予回应，因为思维方式不同，历史观不同——真的很不同。

　　悦读周刊：您整体的写法看得出来是记实性的，但书中也有很多历史场景的描写给人感觉像小说，比如写晚清官场的权争、宫廷政治等。除此以外，书中还有很多思辨历史的段落。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将这三方面有机融合的？

　　张建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史学家”，我只是“作家”。所以我使用的“推销词”是：史家胆识，小说笔法。

　　我写的是历史作品，自然要运用史料，有引用，有考证。但我从来不想仅仅成为“考证历史”的专家。简单说，对历史，我不是在叙述它，而是在表现它；对历史人物，我不是在“定论”他，而是在“描绘”他；对历史事件，我不是仅仅提供“史事”，更重要的，我是在提供“史识”。

　　当然，我在向读者提供“史识”的时候，不愿采取灌输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更愿意采用思辨的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像一束光，让它穿透并照耀着已有的史料，请大家一起看出点别样的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张建伟，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著名编剧，著名作家。曾担纲《走向共和》《杨贵妃秘史》《大秦帝国》《努尔哈赤》《战国》编剧。获得范长江新闻奖、鲁迅文学奖。

　　文/记者 吕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