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把死生放心里 未参加抗日战争最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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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出版散文集《春宽梦窄》、《清风白水》、《沧桑无语》、《淡写流年》、《一生爱好是天然》、《面对历史的苍茫》、《长城外古道边》、《龙墩上的悖论》和《张学良人格图谱》等近三十种，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学术著作《诗性智慧》等。另有“王充闾作品系列”七种，“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三种。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文、阿拉伯文。
演讲人王充闾 时间五月四日 地点辽海讲坛
悖论人生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
张学良先生晚年说过：“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响的。尽管为时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七八年，但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被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说：“偶然一曲亦千秋。”就此，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从其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惨酷，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失败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红黑兼呈，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辉煌时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时，拥重权，据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膺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
——从政从军，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同自由随意搭不上边。挥师临阵，难免在战场上杀人；有时还会滥杀无辜，以实现其政治目的。1926年，名报人邵飘萍因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军纪太坏，即被他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绑赴天桥枪决。同年在内蒙处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枪毙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杀”之名。包括他断然处决的杨、常两位重臣，也是“有可杀之理，而无必杀之罪”的；
——他对吸食鸦片深恶痛绝，主政之后即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孰料，时隔不久，他本人就因忧患缠身，寻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瘾，形销骨立，几于不治；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多次请缨，最后兵谏逼蒋，誓死要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不愿受丝毫束缚；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而绝意拘禁他、发誓“决不放虎”的独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结拜“把兄”；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直到弥留之际，还“乡梦不曾休”；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
其实，这也就是命运，亦即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本来是要驰向草原，却一头闯入了马厩。”这种动机与效果恰相悖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复杂和机缘的错舛。生活在现实中的各色人等，伟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这样两句：“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世间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无法完全摆脱环境的影响。在终极的意义上，或者从总体上说，个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其中社会环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对张学良来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与他关联最密切、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客观对象，一为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一为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一为他的死对头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后“化敌为友”的共产党与红军。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他一生的成败。荣辱、得失集于此，功过、是非亦集于此。
父亲为他的起飞铺设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给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他说：“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达。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
他从小就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东北，耳闻目睹“草根阶层”所遭受的践踏与蹂躏。他从小就痛恨那些气焰嚣张的日本军人、“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鬼子顾问；对于出没沈阳街头、扮演着侵华别动队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的东洋荡妇，厌恶至极，视为“社会的疥疮”、民族的耻辱。及长，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主政东北伊始，为了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无视田中内阁的蓄意阻挠，毅然实施东北易帜，他以“我是中国人”这掷地作金石声的壮语，回绝日本特使许愿拥戴他做“满洲王”的诱惑。当他得知族弟张学成阴谋叛国，私通日本时，他大义灭亲，就地枪决。可是，难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之际，他却不予抗抵，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蒋介石，他一贯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从东北易帜到调停中原大战，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东三省沦陷，又代蒋受过，身被恶名；尔后，日军进犯华北，热河失守，为平息全国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应蒋介石的要求，交出军权，下野出洋；旅欧归国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义影响化作实际行动，积极拥戴蒋氏为最高领袖。可是，时隔不久，还是这个张学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地实施兵谏，扣蒋十四天，逼他抗日。这也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
他同共产党、红军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当时，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受到严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穷的陕北，困难重重。按照张学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是，实际接触之后，特别是从损兵折将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他们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开始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团结抗日”。正所谓“不打不成交”，结果，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患难相扶持的真诚朋友。最后，反戈一击，临潼兵变，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这一切同样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一切都充满了悖论，充满了未知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拨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决定人一生命运的神秘力量。实际情况，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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