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成弱势群体：署名被侵犯，原作随意改

　　前不久，电影《白鹿原》上映，旋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孰料知名编剧芦苇炮轰该片导演王全安，还抖出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剧本，被后者“掉包”的一段轶事。一时间，编剧跟导演、制片公司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

　　近年来，有关编剧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新闻，时有所闻，在影视产业链中，编剧似乎每每沦为弱势一方。与电视编剧相比，目前，电影编剧的处境可能更加糟糕。本报记者专访了多位知名编剧，几乎每个人都满腹怨气，自言都有上当受骗的经历。在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一环，编剧何以变成了弱势群体？

　　署名被侵犯，原作改得面目全非

　　在早年的中国电影银幕上，编剧都是在开片字幕中率先出现，其后才是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编剧绝对占有主导位置。然而，近年来，编剧署名位置已发生很大改变，基本排在制片人、主演等之后。在电影海报上，编剧的署名更被边缘化了。最近上映的古装片《铜雀台》编剧汪海林发现，自己的名字位于海报的角落，不仔细看压根儿看不见。相比之下，导演的署名越来越突出，“某某导演作品”的字样跃然在银幕和海报的显著位置。

　　此外，目前有很多电影，编剧署名时都会出现几个人并列的情形，而真正的编剧只有一位，其他署名都是导演或者制片人。“有的导演参与写剧本，署名编剧没问题。但有的导演只是改了几百字，或者跟编剧讨论了一下想法，署名编剧就很不厚道。”知名编剧张海帆说，这类导演就是想多占坑，文字、影像的名利全都占着。这还不算，有的编剧甚至连署名的机会都被导演剥夺了。“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结果，影片只有导演的署名，还拿了奖，恶心死我了！”编剧余飞愤愤地说。

　　编剧苏健打了一个比方，“影视如建楼，出品人相当于楼主，制片人相当于承建方，编剧是建筑设计师，导演是包工头。现在的情况是，包工头不甘心只当包工头，还想署名为建筑设计师。” 事实上，如今大多数在编剧名字前面加上导演名字的，基本都是烂片。“有好多大导演，不署编剧名字时，还拍过好片，一旦惦记署名编剧，就基本完蛋了。”编剧全勇先感慨，大家都把自己的本分事儿干好不是挺好吗？

　　除了署名权常被侵犯，编剧创作的剧本也经常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常听导演抱怨没有好剧本，但编剧写了剧本，有多少导演按这个剧本去拍？在这个行业里恐怕连5%都不到。”余飞抱怨，很多导演并不真正需要编剧的才智，只是想利用编剧为自己服务。比如《赤壁》，就曾把国内一线编剧用了个遍，芦苇、邹静之都参与过编剧，但剧本都以不符合导演吴宇森的想法为名被否决，最后，吴宇森还是采用了自己写的本子。

　　张海帆的小说《大魔术师》卖给导演尔冬升，最后拍成了电影，但今年影片上映后，张海帆很不满意：“尔冬升以前电影走的是现实主义路子，跟我的风格一样，我很信任他。没想到他改得太多，把一部正剧改成了闹剧。我挺后悔卖给他的！”据他介绍，国内很多影片为了商业目的，经常额外加一些激情戏，编剧直到看了片子才知道剧本给偷偷改了。

　　在国内电影圈，导演几乎是绝对核心。余飞说，像芦苇这样重量级的编剧，可能还有些话语权，但在大部分电影项目里，说得难听点，编剧的作用其实比一个打字员好不了多少。编剧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导演的想法，一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苏健说，片子拍好了，功劳都是导演的；片子没拍好，大家骂编剧剧本太烂。

　　导演中心制下编剧被牵着走

　　在国内，电影被认为是导演的艺术，实行导演中心制。在此不成文的行业规则下，编剧几乎被导演牵着鼻子走。“上世纪80年代，国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地位很高。后来，为了改变僵化的计划体制，增加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导演的权力得到扩大。”汪海林说，这本来是一种进步，但后来矫枉过正，导演的权力在电影创作中变得一枝独大。

　　现在，电影圈内流行的生产模式是，制片人或投资方先找导演，导演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找编剧写本子。这跟电视剧的生产模式不一样，电视剧一般是投资人先找编剧，剧本写得差不多了再找导演。“电影圈这种做法导致制片人受制于导演，一切成败依赖于导演，实际上是导演中心制的体现。”汪海林指出，导演主抓整个电影项目，肯定会干涉编剧创作，在这种情况下，编剧很难发挥自己真实的水平。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导演要求编剧这么写的。导演太自我膨胀，硬要插手编剧创作。”汪海林说，实际上，很多导演一旦有了点名气就会越来越膨胀，把整部电影都看成是导演一个人的，对编剧极不尊重。

　　在汪海林看来，香港的麦兆辉、庄文强是导演与编剧优质组合的典范，两人长期合作，彼此互补，利益分配上也完全平等。但在内地电影圈，导演、编剧之间经常是一次性合作，一锤子买卖，很难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能维持五到十年的极为少见。

　　应当承认，导演中心制有其合理性，导演对剧作的二次处理也在其艺术职责的范畴之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内导演常常不仅担任导演工作，还亲自出任制片人，或者让自己的亲戚特别是老婆担任制片人。《白鹿原》导演王全安就身兼制片人，掌控着剧组财务支出。陈凯歌、陈红更是著名的导演、制片人夫妻档，把控着整个电影项目。“导演能力很强，还勉强可以这么干，但仍会在剧组形成一个小‘朝廷’，没有人能对导演进行制衡。”余飞嘲笑说，目前内地的电影生产环境显然对导演有利、对编剧不利。

　　忽悠写剧本，遭遇“霸王条款”

　　在与制片人、制片公司打交道时，编剧也屡有上当的经历。“现在，能拉到钱就能当制片人。”苏健感叹。然而，制片人要想拉到资金，手头一定要有项目，这就需要编剧，这时，制片人会非常热情地一口一声“老师”，请编剧喝茶吃饭，显得格外客气。而一旦剧本写好，交给制片人或制片公司，马上就不再有人理睬编剧了。

　　“在拉到资金前，制片人一般不愿意跟编剧签合同，直到影片开拍之后才会跟你商量。”苏健说，“有良心的制片人还会遵守当初的承诺，把稿酬付给编剧；没良心的制片人就会说你的本子不行，另外找人，把你晾到一边去了。更可恼的是，你的创意可能就被剽窃了，我的剧本就被剽窃过。”他还透露，自己很多编剧朋友，跟制片人、制片公司打交道时，都有过创意故事被后者剽窃的经历。“我现在写完一个剧本，都要先去备案、版权注册之后，才敢拿出去给人看。”

　　最让编剧们气愤的是，制片公司往往会有“改到制片方满意为止”的霸王条款，编剧们表示，这一条款相当主观，没有任何客观的参照标准，基本上就是片方说了算，而且往往成为他们拖欠稿费的一个借口。

　　由于近年来电影产业炙手可热，很多行业外的资金也大量涌入，有些房地产商、煤老板都热衷于影视投资，成了制片人。“很多制片公司老板除了有钱，根本不懂艺术创作，但他们觉得自己有水平，经常对剧本提出各种问题，叫编剧改上七八遍，编剧都快改吐了！”张海帆透露，本来一个挺不错的本子，这么一折腾，连编剧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说起来，剧本是一剧之本，但实际上编剧连一个二线演员的报酬都拿不到。汪海林更认为，电影、电视剧是以剧本为中心的，应该把最大的稿酬份额给编剧，这符合影视剧的创作规律。然而，在上亿元投资的电影里，电影编剧却连投资的零头都拿不到。一般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也就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之间，最大牌的编剧也就一二百万元。

　　写电影剧本不如写电视剧划算

　　“以芦苇老师的才情、执着、认真与情怀，尚且遭遇如此待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写电影剧本？”余飞说，《霸王别姬》、《活着》获了国际大奖，导演、演员都有好处，只有编剧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知名编剧王兴东也埋怨，自己编剧的《建国大业》拿了奖项，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相比之下，电视剧编剧的处境要好得多。

　　在编剧们看来，写一部电影剧本拿几十万，往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写一集电视剧也能拿到十几万，且电视剧写起来轻松得多。“电视剧导演一般很少改本子，因为几十集的篇幅，改一处就牵动全身，会非常麻烦。”余飞说，电视剧已经被业内承认是编剧的艺术，自己认识很多中青年电影编剧，都改行去写电视剧了。

　　“不是我们不愿意写电影剧本，而是每一次触电，几乎都给编剧留下心理创伤。”苏健无奈地说，自己最近完成了三个电影剧本，不打算再交给导演，而是计划明年自己当导演。“你千辛万苦写了几十万字，被人拍成一部大烂片，你有成就感吗？还不如自己做导演，或能保证剧本的完整性。”他认为，电影圈对编剧的伤害、打击，已经影响到整个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每年拍出来的数百部影片，剧情过关的好影片没有几部。

　　王兴东认为，剧本是电影产业的立足之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电影出现的一系列乱象：题材跟风，反复翻拍，内容拼凑、复制抄袭，原创疲软、好剧本荒，正是近20年来轻视编剧、蔑视原创结出的苦果。

　　编剧和制片人队伍良莠不齐

　　提及编剧与导演的合作，曾在一起合作过“农村三部曲”和“抗战三部曲”的导演肖风和编剧程晓玲堪称凤毛麟角。“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如果导演和编剧在创作观念上比较一致，就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在创作观念上是一致的，她的剧本拿出来，我会说一些看法，但不会有损她的尊严。”肖风说，自己在影片中特别署名“程晓玲编剧作品”，彼此没有名利上的冲突。

　　肖风解释，导演带着上百人的剧组，现场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剧本来拍，有时可能会跟剧本产生差距。“而且，导演现场即兴创作，也会改动剧本；现场条件不具备时，导演做一些调整，也很正常，不可能完全根据剧本来拍。”他说，这些就需要编剧理解。至于署名问题，他认为，可能有些导演太计较名利了，其实导演没必要跟编剧争名声，因为电影就是导演拍的作品。

　　还有导演认为，大多数编剧写不出及格的剧本，怨不得导演改动。“电影剧本中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不少人真不知道。那些动辄抱怨自己在剧本中写镜头用法被导演批评的，常常质询不写这个写什么，这种人以重新进修为妙。”导演赵宁宇认为，国内有一半以上的编剧、导演写不出合格的剧本。导演何平则认为，与其空谈编剧的处境，不如实实在在为编剧和故事创作人创造机会。他建议，国内制片公司应效仿好莱坞，出资大量收购创意故事版权，给大量年轻编剧提供机会，作者可以保留编剧权，或者保留故事创意署名权。

　　对于编剧时常遭到的不公待遇，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认为，目前编剧队伍庞杂，地位确实有待提高。他还介绍，眼下国内制片人队伍也很杂乱，成熟的制片人很少，不懂得尊重行规。“制片人跟编剧产生矛盾，在艺术见解上可以讨论，但克扣酬金肯定是没有道理的。”

　　王凤麟感慨，国内电影生产尚未形成一个有效而公平合理的机制，而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制片人负责整个电影项目，找人负责不同阶段的工作，编剧写剧本，导演拍摄，剪辑剪片子。“国外实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制片人相当于厂长，导演和编剧都只是雇员，都要体现制片人的意志。”他表示，相比之下，国内制片人什么来路都有，很多人驾驭不了电影项目，变成了导演的傀儡，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制片人。

　　“目前国内大部分剧组以导演为中心，导演把自己的位子看得很高，话语权太大。”影评人兼制片人曾念群说，编剧地位过于弱势，恰恰是中国电影工业太不专业所暴露的一个弊病。“电影工业需要商业片支撑，商业片需要成熟的生产模式，导演、编剧、演员等各司其责，谁也没有太多的特权。”他说，“在电影工业发达的地方，导演只负责把剧本变成画面，在编剧方面，会有专门的剧本策划部门打磨好剧本，一旦剧本定下来，不可能随便改动。”

　　记者观察

　　建立行业规范

　　才是王道

　　前几年，好莱坞编剧大罢工，最终以编剧维权胜利结束。在国内，有些编剧也效仿维权，最后却不了了之。这两年来，电视剧编剧的处境确实有所改善，集体发声，业界地位有所提升。相比之下，电影编剧的权益仍然难有保障。当大多数编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或者多少都有被欺诈的经历时，也就间接折射出这个行业的混乱程度。电影编剧要想得到应有的地位，必须建立合乎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业规范。

　　在编剧被愚弄的诸多事例中，经常是所签合同不规范，导致被制片人或公司钻了空子。目前，编剧大多是单打独斗，没有自己的经纪人，也没有负责维权的行业组织，在跟合作方谈判时，很容易吃哑巴亏。毕竟，他们不是律师，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尽快建立合理的编剧经纪人制度，由专业经纪人出面洽谈合作，可能就会使编剧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比如国内演员就较早地实行了明星经纪人制度，在维护演员权益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的当下，编剧也应该借鉴演员经纪人制度的经验。

　　在当前市场大环境下，编剧被排除在整个产业链之外，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码字工，行业所有利润都跟编剧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有违电影产业发展的市场规律。提供原创剧本的创作者，却被排斥在产业收益分配之外，又怎么可能调动起编剧的积极性？比如好莱坞，编剧除了稿酬，还可以分享电影版权带来的一系列收益。在国内，编剧除了拿稿酬，基本没有任何版权收益。尤其是中下层编剧，只有被投资方盘剥的份儿。作为电影产业中一个很重要的工种，其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整个产业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的。

　　中国电影现在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支持。国产片完全可以聘请国外特效团队参与制作，也可以聘请豪华明星阵容参演。比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就请了好莱坞特效团队和国际影星加盟，但影片仍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不能不说跟剧本很有关系。有了一个好剧本，导演才有了进行二次创作的基础，演员才有了可以表演的角色。如果国内电影人仅仅重视特效技术、明星阵容，却轻视编剧的作用，那么，这几年因包装华丽、内容贫血而饱受诟病的古装大片，已经给出了惨痛的教训。

　　跟美国编剧拥有的工会组织相比，国内编剧的行业协会组织也存在很多不足，很少出面帮助个体编剧维护正当权益。当前，国内电影产业尚未真正建立行业规范，而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各大公司间的洗牌，那些投机色彩较浓的制片公司势必被逐渐淘汰，并向更专业、更规范的方向迈进。这时，电影编剧协会也需改进自己的工作，积极发挥协会作用。也许，只有整个行业规范了，编剧才不至于诉苦不迭。

记者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