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前南昌就有慈善机构:南宋建江西运司养济院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宗旨。其实，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古代就有，而且社会保障体系还比较完善。

　　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南昌建立江西运司养济院，这是江西最早的一所慈善机构。之后，普济堂、育婴堂、圣恩堂等纷纷建立，江西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旧时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勃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整合了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南昌慈善机构——

　　南宋南昌建立养济院

　　据《赣文化通志》记载，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江南西路转运司副使芮烨、钱实以及判官赵汝愚三人捐资三百七十万贯，在隆兴府(今南昌市)的延庆、崇和门外兴建“江西运司养济院”，这是江西境内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所慈善机构。

　　江西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宗九奇告诉记者，延庆门就在后来的进贤门一带，自古以来那里就是慈善机构集中的地方。江西运司养济院建成后，以“病而无归者”为收容对象，帮扶一些生活上有特殊困难的人。后来，养济院改归“豫章善堂”经营。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政府在进贤门外建立“普济堂”，新中国成立前，普济堂也归属豫章善堂管辖。

　　据介绍，豫章善堂的主要帮扶对象为60岁以上贫困孤老，1931年收容404人，次年收容500人，1947年收容老人205人。

　　进贤门外设育婴堂

　　古代民间有丢弃女婴、病婴的现象，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巡抚安世鼎在进贤门外创建了一个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俗称“养生堂”，每年收弃婴多达两百余人。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巡抚明德加以增扩。

　　育婴堂有田租600余石作为经费，司库津贴岁银600两，由南昌县征收田租作乳妇工食银。至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法国天主教士罗安当接办育婴堂，传出虐杀儿童的丑闻。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在南昌应试的学生，联合绅士及市民，捣毁育婴公会，烧毁教徒宿舍，把罗安当赶出南昌。同治二年，巡抚沈葆桢，倡议设立“育婴局”，地址由百花洲移至筷子巷，育婴堂则归并育婴局经营管理。经费每年银米照额由县衙支拨，乳妇每月发钱900文，米三斗。1929年，育婴局改称“育婴所”，地址设在清洁堂，收容婴孩近两千人，但死亡率却很高，社会弃婴多，“所地附近，呱呱之声，随地可闻”。

　　塘塍上大火，省赈会拨银洋5000元

　　应对突发事件，旧时慈善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28年，江西省赈灾委员会成立，遇到火灾或大自然灾害时，省赈会即对灾民实行赈济，并督同慈善团体共同举办赈务。

　　据《赣文化通志》记载，1934年，南昌市塘塍上发大火，殃及1072户，财产损失200余万元。省赈会拨银洋5000元、旧毛毯800床。其他慈善团体和个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为灾民献爱心，当时的慈善总会拨款500元，裕民银行拨银洋100元，社会各界人士捐银洋1541元，著名票友陈函舟、童秋芳等人义演募捐银洋1000元。裕民银行还贷款10万元给灾民修建房屋。

　　1931年7月，长江洪水倒灌鄱阳湖，南新两县及沿湖稻田被淹1185亩，省赈灾会拨款21000元，用于急赈。次年1月，又拨棉衣6000套散发灾民。一系列措施为灾民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灾后，慈善机构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跟进救援，致使很多灾民流离失所。

　　抗战期间抚恤难民

　　江西省区救济委员会创建于1929年，主要办理育婴、育幼、老民、残障、习艺、施医、贷款及贫民救济等慈善事业。据介绍，1937年8月至次年2月，日军空袭南昌50余架次，市民伤亡1337人，南昌市成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对难民进行救济，发放棺葬费3000元、医疗补助费500元、难民抚恤金2990元。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战争过后，南昌城满目疮痍，市区的贫民、失业工人及灾民多达4.5万人。南昌市成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制定《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介绍就业7329人，发放救济款9万余元，这一举动对战后百姓安置、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省内其他慈善机构——

　　靖安望烟楼

　　据《赣文化通志》记载，靖安望烟楼建于南宋，是一位名叫舒邦佐的当地人所建。舒邦佐，字辅国，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生，先后任鄂州蒲圻、潭州善化主簿以及衡州录事参军，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授通直郎。

　　舒邦佐告老还乡后，买田设义庄，让无田乡民耕种，收取微利，荒年田租全免。他还置地构筑“双峰堂”，堂前凿一雨池，谓之“天泽池”，池中建一楼，高十数丈，名“望烟楼”。每天早上，舒邦佐登楼眺望，只要看到谁家屋脊没有升起炊烟，就周济钱米。舒邦佐这一举动感动四方，人们称其为“德君”和“舒公”。

　　吉安圣恩堂

　　圣恩堂建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又称“养济院”，收养社会老残人员，有的让其拜师学艺，卖唱为生。1922年，在此基础上设扩善堂。

　　每年农历十一、十二两月扩善堂施粥，谓之“开厂”，贫民可自由入厂就餐。据记载，1929年冬天难民云集县城，讨食者日有六千余人。遇有贫民死而无棺入殓或路死者，则由扩善堂施棺掩埋。扩善堂还设施医局，专门施医送药，救活贫民。吉安地处江西南北之间，又位于东西闽、湘交汇区，旧时，这里是流民必经之地，因此慈善事业颇为活跃，救灾机构发达，诸如“同善堂”、“万国红十字会吉安分会”等等。

　　解读——

　　古代江西慈善体系完善

　　从南宋到新中国成立前，江西出现了很多慈善机构，在百姓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首席教授龚汝富在其《浅议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因为生产力所限，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但其保障范围却很全面，基本上囊括了近现代社会保障业务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主要涵盖六个方面：弃婴养育、助学济困、贫病救治、养老善终、理丧恤葬、失业救济。江西在这六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如养老善终，朱熹在《江西运司养院记》就曾提到，南昌延庆、崇和二门外有多个养济院，安置老病者。又如失业救济，乾隆年间江西商人在佛山建立江西义庄，对于流寓南粤的江西商人，有病者给予医治，歇业者给予生活补助，无法经营生计者给旅费遣返故里。

　　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龚汝富表示，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其内在地包括以下三个层次：首先是建立以义庄为基础的宗族生活与互助互济；其次是建立行业内部的社会保障系统；另外是由地方政府倡议而由商民共建的集社会公益事业和生、老、病、死救助于一体的保障机构。

　　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自宋代全面发展勃兴，反映了在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特征的财产制度下，全社会在防范社会风险和救助社会弱势成员方面正面临着日益迫切的现实责任。尽管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但因政府重视并主导其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建立了多主体投入、覆盖范围广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力地矫治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形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整合了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记者 魏莹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