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常提南京多有怀古之情

　　唐代首都是长安，可是，在《唐诗三百首》里，被提及最多的地名竟然是南京———不止“金陵”这一大地名，凤凰台、秦淮河、乌衣巷、长干里、台城等小地名也不断地被反复提及。也正是在南京，梁代最早奠定了“诗”这一文体的格律。

　　很多唐诗名篇就产生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因为这片土壤里有生活，有文化积淀，有情感故事。唐代首都是长安，在《唐诗三百首》里，有8首诗提到长安，提到南京的也是8首。不仅如此，写长安的名篇多是讲大明宫，而写南京不一样，除了“金陵”这一大地名，凤凰台、朱雀桥、秦淮河、乌衣巷、长干里、台城等小地名也不断地被反复提及。

　　唐诗写南京，多有怀古之情，或者以地名为背景，写南京的老百姓，非常有生活气息。

　　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乌衣巷那里有个仿制的王谢古居，这个名字不太对，王家和谢家怎么可能合住一个院子。当时整条街道都是他们两家住的，后来有人把住在这里的王导、谢安家里的子弟称为乌衣子弟，但不是说他们穿黑衣。“乌衣”原来是孙权建都南京的时候，在那里驻扎军队，在三国的时候，兵士穿黑衣服，所以那里叫乌衣巷。这首诗很有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属于怀古诗。

　　再来看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首诗非常巧妙，写一对青年男女在河上相遇之后的对话，横塘是南京西南的一个小镇。这个姑娘主动自报家门，说明她对这个小伙子颇有意思。小伙子的回答看似老老实实，有点木讷，其实不是这样，“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相逢恨晚”，然后读者就可以展开一系列的浪漫联想。

　　此外，梁代定下了诗的格律，而当时的首都正是南京。北方的政权可能在军事上比南朝强，但是文化上绝对是南朝强，而南京是南朝的首都，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比如梁武帝萧衍，他的大儿子是昭明太子萧统，第三个儿子是简文帝萧纲，第七个儿子是元帝萧绎，他们统统都是诗人。梁武帝本人还和沈约、谢朓这些著名诗人结为八友，规定诗歌平仄格律最关键的工作，就是沈约他们做的。

　　皇帝擅长文学，提倡文学，所以全民好文。当时南朝有个武将叫曹景宗，有一年他带兵北伐，打了胜仗，这在南朝是很少有的，皇帝很高兴，在宫里开宴会，叫沈约这些文人来写诗，写诗前要先“分韵”，选了一个去声韵，每人选两个字，作为韵脚写四句诗，大家肯定都是挑好写的字。曹景宗当时也在，人一高兴就喝多了，非要写诗，结果只剩下别人挑剩的两个字，“竞”和“病”，然后曹景宗就写了四句：“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这首诗写得很好，身为武人竟然写了这么好的诗，这说明南朝的诗歌水平普遍很高。这样的文化繁荣，就发生在我们南京。

　　六朝为唐诗打下格律的基础，唐朝国家富强，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长时间的富强必然导致文化的发达，同时大唐帝国疆域非常辽阔，所以南朝诗人受到的地域限制到唐朝时就没有了，像李白就可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不仅可以游览五岳黄河，还看到了雪山、火山、热海、沸腾的湖泊，边塞诗就产生了，所以总体上说，大唐帝国作为富强的统一王朝，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背景。因此唐诗的繁荣不是偶然的。

　　据《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