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如何走上“变节者”的不归之路(图)(2)

　　张国焘在延安（资料图）

　　中共初创期负责人

　　张国焘在北京还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况且，用他的话说：“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学业之梦就此破灭，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乘着暑假多已离开学校。在征得李大钊的意见后，他决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钊让他向陈独秀“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计划，他也很赞成”。这时，陈独秀等已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要回北京了，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在北方发起组织共产党。

　　回到北京，他向李大钊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转述陈独秀的意见。10月，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正式成立共产党组织，随后成立支部，李大钊为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1921年6月，北京党接到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刘仁静是这样回忆选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他说：“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议主持人理所当然应是陈独秀，可陈独秀因故缺席，而李汉俊、李达不善交往，代表们这才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中共一大上，代表们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初创时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工人运动， 8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为主任。正当他全神贯注于工人运动时，又被推举为中共代表之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参加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受到抱病出席会议的列宁的接见。这在当时党内是非常稀罕的殊荣。

　　回国后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中共二大到西湖特别会议，他都与国际代表马林唱对台戏，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而坚持建立党外统一战线。1922年10月，陈独秀与刘仁静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直到次年1月，他代理陈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二七大罢工时，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总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中，他也在被捕之列，只是在工人的帮助下化装成卖花生米的小贩，才死里逃生来到汉口的法租界。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他因不赞成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与马林再次发生争执，他的中央委员因此而落选。1924年5月，他们夫妇被逮捕。据上海《申报》报道：“自前日（5月26日，作者注），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据相关档案资料，他在狱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党的负责人。

　　阶下囚的生活使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他说：“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他承认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他的革命情绪明显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个月的牢，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们夫妇终于走出牢房。出狱后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他又进入中央核心，进入中央局。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发生时，中央局的5位成员中，彭述之患伤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气喘病而不能视事，陈独秀负责全党的工作，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他是中央局分管工运的干部，责无旁贷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挥和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中共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久改称军事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可谓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为政治局常委，他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增补瞿秋白为常委。此时，他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挤对总书记陈独秀，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者郑超麟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他终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体面地下台，由他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他支持南昌起义。可7月26日，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如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让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共产国际指示向领导起义的几位同志传达。7月29日，他给南昌的同志发去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决定。第二天，他赶到南昌，仍然坚持如上意见，没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对。他见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就是这段经历，使他在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只是个普通党员。他对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诉。在中共六大上，他旧话重提，就自己的处分与瞿秋白进行不依不饶的争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似是为他辩护说：“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而将他开除出党籍了。”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