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谈为什么敢说真话：文人才有可能宠辱不惊

　　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郁闷的中国人》之后，作家梁晓声新作《忐忑的中国人》出版上市。这是他第三本关于中国当代问题观察的时事杂文集，书名曾费了一番周折，梁晓声告诉记者：“本来想的题目是《焦虑的中国》，编辑坚持要写成《忐忑的中国人》。焦虑可以说是个中性词，但是忐忑总带点负面的意味，结果好几个出版社都不敢出，弄得我也很忐忑。上一本《郁闷的中国人》也是这样，这两本书的出版社都是有很大压力的。”

　　坚持这个书名的编辑孙小波解释说：“忐忑最能代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心态。像我自己每天上班挤地铁，挤成人肉叉烧包一样，这就是一种状态。”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对书中“忐忑”的解读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文艺报副主编王山说，我们也不能把忐忑归为一种普遍性的结果，至少中国人的忐忑是特殊的，里面甚至“有许多不该有的忐忑，这绝不仅仅是人口太多、素质不理想，或者二元结构这些简单的原因，还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超越个人感觉去表达

　　现在的梁晓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近些年从写小说转到写时事杂文，在各种社会问题中频频发声，因其言语犀利直接而引起诸多关注和争论。上一本杂文集《郁闷的中国人》去年还获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

　　此次这本由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公司策划、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杂文合集《忐忑的中国人》，是近些年梁晓声对当今中国所见所闻的感悟和思考，其中用犀利的笔调分析当代社会人性的异化、批判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反思青年一代犬儒主义的盛行，并提出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悲观，许多的中国人正在沦为“一盘散沙的看客”。书中很多篇幅谈到了“底层百姓心中的忐忑”。

　　在和青年一代的接触中，梁晓声感触更多。他在新书中再一次对当代的青年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一篇中，他写道：“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梁晓声也提到自己的“迷惘”：现在有三个中国，一个是“数字中国”，高速、高铁、生产总值、外汇储备、富豪榜；一个是“网络中国”，很多人不满、怨愤、叫嚷甚至谩骂；第三个是“身边的中国”，就是每个普通人每天的日子。

　　对于为什么会由写小说转而写言辞激烈的杂文，梁晓声说，文化人是要超越个人感觉去表达一个时代，要看到更多人的生存状态。

　　自己定位社会观察员

　　梁晓声对时政发声最早开始于15年前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说：“我属于‘两会’上出言激烈的委员，我的自由发言，谈的都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他在书中这样写自己担任5年政协委员，10年人大代表的经历：“我的话带刺，不那么中听。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在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梁晓声在“两会”上的许多“直言不讳”被网友总结成帖子。对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说真话，或是干脆不说，梁晓声解释道：“患得患失，就会每每三缄其口。你看人大会议上各省的代表，一排坐着文艺工作者，一排是省长市长的领导，工人农民代表那么少，还坐在最后边。”对于患的“失”，他说，“要是说了(真话)，前边都坐着领导，下一届换一个(代表)就是了，谁还敢说。”

　　为什么自己敢说真话？梁晓声举了个例子：“就算你把我请到宴会去，回到家里我还是我的活法，这和官场中在官位上下的差别巨大不同，宠辱不惊也就仅仅在我们文人中才有可能，在官场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梁晓声定位自己：“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但他不忘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生活中我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啊。”本报实习记者 陈梦溪

　　精彩书摘

　　　世上本无多少热闹，有了看客才有热闹。

　　广大的农村已是孤寡老人、毛头小儿的聚居地，中坚力量的青年不是漂荡在京上广这些城市，就是正在奔赴这些大城市的路上，居无定所。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

　　我这个中国人，对于经常在网上发表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大众权宜之意见的人士们，是持力挺的态度的，不上网的我，不能在网上挺他们，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鞠躬。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某些珠宝钻饰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对于饥汉。或曰根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